王潇朝伊万诺夫竖了下拇指：“你等着，我们的订单还可以再努力努力。”

　　伊万诺夫看着又推回自己手里的银耳雪梨汤，想了想，自己喝掉了。

　　他觉得王估计得要再好好说一阵。

　　作者有话说：

　　除夕了，大家多吃点好的啊！O(∩_∩)O

　　文中国内金融市场的背景介绍。资料来源于网络。

　　1993年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国发〔1993〕24号）除为中国人民银行保留短期融资券管理权外，试图将中国人民银行在债券管理方面的权力转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统一行使。《通知》要求，加强债券发行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国家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指标为年度债券发行的最高限额，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未经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委同意，不得擅自突破规模，也不得随意调整计划内的各项指标。今后，企业内部债券合并到地方企业债券中进行统一管理，不再单设券种，并按实际发行额控制在年度计划指标内。企业短期融资券暂不纳入国内证券发行计划，其发行规模和管理办法，仍按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期限严格按三、六、九个月掌握，所筹资金只能用于弥补企业临时性、季节性流动资金不足，不得用于企业的长期周转和固定资产投资。凡期限超过九个月的企业短期融资券，一律纳入地方企业债券发行计划。

　　上述思路反映在了当年制定的《公司法》中。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批公司债券的发行。

　　但是，这一规定未得到执行。

　　在我国证券市场萌芽时期，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是主管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及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只是使股票发行管理权独立出来。1993年的《公司法》过于理想化，想通过一个法律条文改变既存的权力格局，行不通。国务院证券委成立的初衷是统管“全国证券市场”，但国务院证券委自始至终没有完成这项工作。[7]

　　1993年8月2日，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废止《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中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会同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8]但金融债券与外币债券除外。[9]中国人民银行又和省级计划主管部门分享了企业债券的审批权。

　　1994年以后，机构以代保管单的形式超发和卖空国库券的现象相当普遍，市场风险巨大。同年，证券交易所开辟了国债期货交易。1995年，以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国债回购市场因虚假的国债抵押泛滥而被关闭。同年5月，国债期货“3·27”事件爆发，国债期货市场关闭。1995年8月，国家停止一切场外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变成了中国惟一合法的债券市场。1996年，记账式国债开始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大量发行。随着债券回购交易的展开，初步形成了交易所债券二级市场。

　　三角债的问题，80年代就出现了，小说里也提过。一般常规认为三角债是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之间的债务，但要细究的话，会发现，其中欠债的大头是地方政府。8090年代白条满天飞是常态，甚至出现倒卖白条现象。但是更多的政府欠债甚至连白条都没有，仅仅是口头协议而已。

　　1986年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为200亿元，1987年暴涨至600亿元，1988年达到1000亿元，1989年达到2000亿元。这个增速已经近乎于癫狂，不仅远远超越经济本身的增速，更超越了中国社会对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的综合承载能力，说难听点，也就是中国盘子大，撑得住，要放一般国家，这种高速增长且极度混乱的债务结构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到了1990年，三角债的规模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不堪入目的天文数字，具体情况恶劣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有关部门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真正重视并着手处理三角债问题。但是效果一言难尽。

　　清理第一年1990年初，统计的三角债规模还只有2000亿，但是等到了1991年5月末，全国三角债就暴涨到了3000亿，一年多的时间债务规模不减反增，直接膨胀了一半，比过去数年的总额还多，例如辽宁省，1990年初三角债为210亿，清理了145亿，等到了1991年5月初，债务反增加至253亿，江西省的三角债甚至出现了清理后比清理前增加了一倍的盛况。

　　1991年第二年清理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实施过一种叫“封闭式连环清理”的清理手法，即完成清理前禁止开工新项目，禁止新增欠款，同时注资以财政进行担保。但由于三角债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种技术层面的封闭解决不了宏观层面的流动，所以未能止住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的势头。

　　到了1992年最后一次实施清理时，执行部门对于清理三角债事实上已经彻底绝望，三角债继续无休止的膨胀，清理工作事实上已无意义，因此仅仅要求占用货款的企业通过压缩库存产品规模以减少货款占用规模，同时对那些产品无销路却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的企业断奶停供，不再注入资金，另外就是对前两次清理工作进行了一部分善后，仅此而已。

　　三年清理之后，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注入资金连新增债务都无法覆盖，更遑论解决三角债问题，各种清理手段解决掉的债务只是杯水车薪，等到了1997年6月末，仅仅属于企业的三角债形式的应收未收款项已经增长到了超过10000亿元，仅仅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占用和产品积压的拖欠货款就超过5789亿元，且大部分债务的账龄超过了三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陈年老账，这还仅仅只是企业层面的三角债，各种政府层面的三角债务、连环拖欠、白条的规模早已经扩大到无法计算的地步。

　　为了完成清理三角债的任务而由银行承担的贷款和注资占用了大量银行的流动资金，导致当时全国银行系统的资金链出现了重大缺口，同时银行参与到三角债清理工作中，也导致银行深深卷入到各种艰深复杂的债务链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复杂账目作业中，它占用了大量银行的工作人手和业务资源，导致了银行无法拨出足够人手去运转常规业务，日常工作举步维艰。

　　这种劳动力和资金的双重缺口，间接导致了1993年中国银行系统支付危机的全面爆发。

　　特别是当时为了维·稳需要，银行系统奉命为一些生产结构落后，老化严重，积压巨大的企业提供贷款和注资，这些资金进入这些已经事实死亡的企业后形成了呆账坏账，这些呆账坏账导致的资金缺口引发的混乱直接在1993年引爆了全国银行系统，造成了1993年银行支付危机。

　　1993年末，全国银行系统总计26461亿元的贷款存量中，有整整5280亿元处于有账无钱的坏账状态，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银行自有资金的规模，各银行一度无钱可付，引发挤兑，状况极其惨烈。

　　此外，农民考公是1995年从吉林先开始的。

　　据不完全统计，仅自1996年以来，我国共有17188位农民（含转制）从公开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走进地方国家机关的大门，成为国家公务员。

　　“这表明我国录用行政机关干部的传统人事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分配、派遣、调动等沿用数十年的进人方式，已被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新型公务员录用制度所取代。”人事部有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这一变化。报考农民均有大专以上学历

　　山东省进行的2002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计划录用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4824名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此前限定只能由“非农业户口”人员报考的县级机关第一次将范围扩大到“农业户口”人员，其他条件是：“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大专毕业以上学历。”据介绍，这次报考县级国家公务员的青年农民中，有务农的农民、乡村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业主、进城打工青年等，他们均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渠道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

　　真的，阿金一直说国家在越来越好，是真心话。比起从前，现在真的好很多。

第229章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资本最贪婪

　　伊万诺夫没猜错，王潇确实和方书记又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伊万诺夫猜错了，因为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关于政府成立的公司发行债券的事，她们只谈了不到三分钟。

　　别说王潇其实是金融业的外行了，哪怕她是个内行，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具体教省政府的一把手怎么做事。

　　她只需要提一个方向，她的任务就完成了。

　　方书记真正找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液晶屏厂。

　　去年夏天去的日本，定下的方案。现在地都征了，项目总该有个进展吧。

　　王潇直言不讳：“招人不好招，挺难的，工程师的顾虑比较多，愿意过来的人比较少。”

　　为什么呢？是日本工程师特别爱国，拒绝去国外工作吗？

　　非也非也。

　　虽然说日本人确实不太爱出国，没看日剧现在起码风靡了整个亚洲，日本的文化输出也相当牛掰，但日本明星基本对当世界巨星兴趣不大，甚至很少出国开演唱会吗？

　　但并不代表日本人有多么坚持非得在国内工作不可，否则韩国的三星也不可能挖到日本液晶屏的工程师，更没机会发展自家的液晶屏事业。

　　说白了，是日本工程师对华夏液晶屏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

　　那是他们害怕华夏的液晶屏厂走不下去，会很快倒闭，让他们拿不到工资吗？

　　要真这样的话，事情也简单了。

　　老板财大气粗，可以跟他们签合同，保证他们在一定期限包括工厂倒闭后时间内的收入。

　　但问题在于，工程师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职业发展。

　　众所周知，液晶屏和芯片一样，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快。

　　行业特点决定了从业人员时时刻刻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你如果脱离了这个环境，知识更新上不去，那么过几年，你大概率会被淘汰。

　　日本工程师愿意去韩国工作，是因为韩国经济已经腾飞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啊，且韩国的电子业发展非常快，三星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

　　人家去三星工作，履历表拿出来，很够看的。

　　换成华夏大陆，想想看，眼下在日本，华夏货是廉价劣质货的代名词。华夏的工业尤其新兴电子行业的发展，在日本工程师眼中，能是什么样呢？

　　这些话，不管用什么修辞手法包装过后再表达出来，都挺伤人的。

　　但方书记能坐到省里的一把手，自然不能光听漂亮话，她要的就是实话，她得掌握事情的真相，才好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确实麻烦，解决不好，后续的工作都没办法再推进下去。

　　王潇先降低了领导的期待值，然后再给安慰：“猎头公司也确实在努力挖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找到了些有意向的工程师，在做深度接触。其中还有建厂专家，把他挖过来的话，整个项目就可以动工了。”

　　方书记看她没再做进一步的介绍，估计她是怕最后黄了反而不好交代，便不再追问，而是再一次表态：“人要是定下来的话，他们和他们家属有什么需求，直接提，江东这边，会全力配合的。”

　　王潇笑容满面：“那就麻烦书记了，后面还要多麻烦书记。”

　　等到谈话结束，方书记要离场的时候，伊万诺夫已经在喝玉米水了。

　　上帝啊，好神奇，煮玉米的水居然也这么好喝。什么东西也没添加，就是单纯的煮玉米的水而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方书记站起身，跟众人打招呼：“不好意思，年纪大了，精力比不上你们，我告罪先走一步。大家自便，忙了一年了有机会聚在一起，多聊聊。”

　　王潇也跟着起身，拱手告辞：“我也告个罪，今天刚下飞机，时差都没倒过来，现在喝咖啡眼睛都睁不开。”

　　其他人当然要开口挽留，还想请书记多指导工作。

　　但这挽留自然不能强硬，因为不能耽误领导的时间安排。

　　伊万诺夫旁观全程，一直到上车以后才跟王潇感叹：“王，我现在真相信那句话，同志比同胞更相像。”

　　啊哈，虽然现在苏联不复存在了，但那毕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在省政府的食堂，听这些企业家和政府领导谈话，感觉真亲切。

　　王潇笑着捏眉心：“所以我们一直说苏联是华夏的老师啊。”

　　从生到死，都是。

　　伊万诺夫递给她用保温杯装的玉米水，他注意到了，她刚才没怎么顾得上喝水，然后才好奇：“王，江东会发行多大规模的债券？”

　　王潇喝了口玉米水，确实带着一股淡淡的清甜，非常解渴。

　　司机看她放下了杯子，才问：“开吗？”

　　见老板点头，他立刻松开了离合器，车子驶出了省政府大院。

　　王潇摇头：“没有，没谈这么深，方书记关心液晶屏厂的事。”

　　伊万诺夫立刻伸手捂脸：“哦，上帝，愿我们能早日找到我们的阿曼德·哈默。”

　　阿曼德·哈默是谁？美国人，犹太后裔。他父亲朱里埃思·哈默出生于俄国，是美共创始人之一。他本人是第一个拿到苏联特许经营权的美国资本家。在他的努力奔走下，30家美国大公司组成了美国联合公司，对苏开展贸易，将美国的粮食和工业制品运到苏联。

　　他本人和列宁成为了好友，是公认的苏联早期工业化的功臣之一。

　　三十年代，他返回美国，成为了石油界的大亨，但仍然是美苏贸易的大佬。

　　华夏改开后，他还应华夏领导人的邀请，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了华夏。他的石油公司也成为了华夏近海勘探石油权的第一家美国公司。

　　老爷子1990年去世。

　　90年的人生，活出了别人三辈子都不止的辉煌，堪称牛逼plus。

　　王潇摇头：“估计很难，不过现在猎头公司给我们找了弗雷德·科赫。”

　　这位科赫先生又是谁呢？

　　科学家，石油界的大佬。

　　他在1927年，他27岁的时候，发明了裂化工艺，使得小型石油企业也能跟石油大厂竞争。

　　这让他招到了来自石油巨头多达44次的诉讼。看，上位者总是想方设法阻止底层人民建造巴别塔。

　　总之，在这些诉讼的压迫下，他没办法在美国开展石油生意。

　　被赶出美国石油界的弗雷德·科赫走投无路之下，到了苏联。

　　刚好，他掌握的热裂解技术，对当时急需用石油换外汇的苏联来说，堪称点石成金的法宝。

　　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就帮苏联建起了15家大型现代化石油提炼厂，是苏联现代石油工业的功臣。

　　不过，他跟苏联的分手并不好看，结局也相当一言难尽。

　　苏联大清洗的时候，他的好几位同事遭到了残酷的清洗。

　　这让弗雷德·科赫愤怒又羞耻，认为自己跟苏联的合作是黑历史。

　　他离开了苏联，去了德国，为纳·粹德国建了第三大炼油厂。二战结束后，他本人也成为了以怀疑政府，制造反·共恐慌而著称的右翼团体“约翰·伯奇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但这些都是后话，不在王潇和伊万诺夫现在讨论的话题内。

　　伊万诺夫想了想，笑起来：“还真是弗雷德·科赫。”

　　因为猎头公司锁定的建厂专家身份也有点微妙。

　　他是混血儿，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省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岛上开始出现大量日本驻军以及移民，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