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乌央乌央全是人，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或者在等谁，快十点的时候才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张意愿表，问你希望被分配到哪个区，愿不愿意支援郊区，简称：“援郊”。

　　我在表格最下面的嘉定区，宝山区，奉贤区，青浦区和临港新城前面都打了勾。

　　坐我对面的小男生眼睛在我那张表格上飘了不知道几个来回，终于下定决心，抬起头借着扶眼镜的动作看我一眼，说：“郊区工资很低的，你只要打了勾，百分之九十九要被他们踢到郊区去的。”

　　“没事。”我笑着摸膝盖，“郊区挺好的。”

　　“你不是上海人？”

　　“嗯。”我点点头。

　　“那就是百分之百了。”他再次扶一下眼镜。

　　之后我们又聊了几句，十一点的时候一行人过来，有男有女，男的行政夹克，女的西装裙套装，说说笑笑经过大厅往楼上走，再然后我们这帮人才被带上二楼正式开始面试。

　　二楼简直可以用逼仄形容，像从来没容纳过、也容不下这么多人。

　　惨淡的白炽灯一刻不停地发出嗡嗡嗡的振动，我跟着涌动的沉默的人群往前，被轮番带到不同的房间接受不同人的“面试”，但我觉得那更接近于审讯。

　　“老家哪里？”

　　“xx省，xx市。”

　　……

　　“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都是银行的。”

　　一个花白头发的中年男人脸上稍许有了些笑意，像在无聊透了的过场里给自己找了一点点消遣，“哦，同系统的喽？”

　　“是的。”

　　他打了个哈欠，点点头，就没再说话，倒是旁边一位年纪更大的考官脸上有淡淡的愁绪，或者说怜悯吧，他扶一下眼镜问：“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呢？”

　　我顿了顿，脑子里闪过舅舅的脸。

　　“租房。”

　　就是这样的问题，我被带到起码五个房间里才问完，而且非常诡异的是竟然没人问我从哪所大学毕业，学的是什么专业，也没人过问我没有穿正装的事。

　　等到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而最后一轮的内容竟然是辩论，当时我就两眼一黑，秦皖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我怀疑他也不知道。

　　辩论的题目大意是如果你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乘客带着不明物体登机，组长和公司上层明确暗示你保持缄默，你会怎么做。

　　当时是对方辩友发的言，她站起来说：“作为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首要的职责是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所以应该保持缄默。”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空乘人员最基本的职责难道不是保护所有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吗？是所有，不是一个，所以我要保护的是所有在我飞机上的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一己私利，更不是航空公司的利益，如果他携带的有毒物质呢？如果是生化武器呢？怎么可以保持缄默？保持缄默才是真正的失职！”

　　我现在想都觉得蠢透了，没有哪一家企业会需要我这样的员工，但我仿佛斗神附体，火力全开，脑子里全是“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她说的不对。”

　　到最后整场辩论结束，除了对方一辩，没人再有机会说话，我的队友们各个盯着空白的桌面，像鹌鹑缩着脑袋，一句话都没机会说。

　　其实连对方一辩也没话了，她有些大舌头，这么一来就更加口齿不清，支支吾吾，一个劲儿往考官的方向瞟。

　　要不是考官一脸和事佬的慈祥笑容制止我的炮火，我想我连天黑了都不知道。

　　“好了，我们这位辩友很强势啊。”他低头又看一眼桌上一沓厚厚的资料，笑着点点头，“很强势。”

　　但那天我是沮丧的，我知道我的队友不是嘴笨，而是有些话不该说，不能说，那索性闭上嘴巴才是聪明的做法。

　　我抱着衣服和包在萧瑟的晚风里走了半天才觉得冷，可又觉得解脱，我不就是想搞砸这件事吗？我现在如愿以偿了。

　　蓝色的夜幕下，“烧烤”的霓虹灯牌闪烁，我杵在那里老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家店就是秦皖第一次带我吃烧烤的店，再往店门里看，古惑仔风格的刺青老板正坐在收银台后头，两脚翘得老高，叼着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嬉皮笑脸地看着我。

　　我快步离开，可没走几步，那个戴眼镜的男孩追上来，书包哐啷哐啷响。

　　“你超帅！”

　　“帅？”

　　“帅！”他白白净净的脸有些泛红。

　　我们一起上了地铁，一直快到浦东了我才想起问他住哪里，他住长宁。

　　“那不是早就过了？”

　　“没事。”他笑，一手拉着吊环，缩起脖子，红扑扑的脸在羽绒服领子里蹭一蹭，“现在人多不好下车，等人少了我再下，大不了坐几站回头车。”

　　我看他身后，挤得满满当当，而我和他之间的空当甚至可以允许我自由转身，穿外套。

　　他叫陈之墨，笔墨纸砚的墨，知乎所以的之，我说真是好名字，他说父母都是大学老师，父亲是华东政法的，母亲是上海大学的。

　　“他们都很开明。”他扶一下眼镜，看向别的地方，“都不大管我的。”

　　“没人管没人问是什么好事吗？”我无奈地笑，再看他有些失落的脸，“我也没人管。”

　　“那蛮好的呀！”他又高兴起来，拿出手机加了我的微信，说以后我们两个没人管的可以一起出来压马路。

　　那天我们分开后还在一直聊，聊得我珍藏多年的微信表情包都不够用，说过晚安后我窝在被子里看手机，指尖悬得发酸，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今天去面试了。

　　这件事就真的像蒸发了一样，再没有短信，没有邮件也没有电话，明明是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做的事，事后却像没发生过。

　　我每一天都坐在寝室的阳台上织围巾，离校的室友留了一个藤椅给我，我就窝在那椅子里摇啊摇，金色的阳光洒在柔软得像婴儿皮肤一样的羊毛线上，变成一缕一缕的小溪，在缠绕交错的麻花纹之间流淌。

　　围巾很快就织好了，我拿着它站在盥洗池边，蘸一点手洗洗衣液，躬着腰轻轻地、一寸寸地揉，洗干净后挂在阳台，风一吹就是一股薰衣草的清香。

　　这样的日子很平静，平静得秦皖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感到的竟只有措手不及。

　　那天一早他打电话过来，开口就是：“你下来一下，我在你们宿舍门口。”

　　女寝楼下男的不少，但他这个年纪的少，我下去的时候他正背对我看远处的教学楼，走过他身边的女生们频频侧目，想来又是哪个校领导来检查工作。

　　他转过来的时候眼镜是黑的，脸也是黑的，我想我是真的把事情搞砸了。

　　我们面面相觑半天，他背着手转过去，慢悠悠往教学楼的方向走，“今天不出去了，你就带我在你们学校转转就行了。”

　　说是我带，但其实是他自己走，我在后头跟着。

　　我们走出宿舍区，走在成片的银杏和香樟树下，一前一后踩得落叶嘎吱响，他突然低着头哼一声，像想到了逗人乐的事，一边昂首阔步往前走一边笑：“你们面试官跟我说，说小姑娘凶了伐得了！吓死人哦！哈哈！”他背着手折回到我身旁，“看不出嘛！来你再凶一个我看看？”

　　我站下来仰头看他，看他墨镜反光里我木木的脸，看他的笑容渐渐消失。

　　他又低下头自顾自往前走，随意地看着两旁的树木，不再说话。

　　“我没有凶。”我打破沉默，“我只是就事论事，而且面试官也没说我说得不对，他就说我强势。”

　　他背对我哈哈一笑，“什么对不对？谁管你对不对？强势才是他对你的肯定。”

　　“强势说明什么？说明你好胜，好胜的人才敢去争，去抢，不好胜的人干金融，就和不好战的人发明原子弹一样痛苦。”

　　“所以恭喜你啊李月白同志。”他转过身正式面向我，带着欣然的笑意，“你被录用了。”

　　我走到他跟前，他却又转身往前走了，和我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但我说清楚啊，跟我没关系，我去面试间拿花名册的时候你的名字旁边已经写了录用。”

　　“你是靠你自己。”

　　“嗯。”我低下头，一下一下踩树叶，踩得脆脆响，也学他背着手，像跳田字格一样往前跳，笑纹一路从心底漾到嘴角。

　　“你蛮开心的嘛。”

　　我抬头看他，他没回头，像背后长了眼睛。

　　“嗯。”我笑着踩一脚他的影子，但他后背的眼睛似乎没发觉。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河边，几只白鸭子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悠然游过。

　　“这鸭子这么肥，我们抓几只杀了吃好不好？”他盯着那些鸭子从我们脚边游过，一本正经地提议。

　　我说不行，这是生物与进化科学院的学长们养的，他很不屑地嘁一声，但也没行动。

　　我们就这么站在水草丰茂的河边，听声乐教室悠扬的琴声和鸭子像打饱嗝一样的嘎嘎叫，微风一路拂过粼粼水面后吹起我的头发，发尾轻拂过他衣袖。

　　“对不起啊，跟你道个歉。”

　　我抬头看他。

　　“那天我不该说那些话。”他对着碧波荡漾的河面叹一口气，之后低头对我笑，雪白的牙齿在粼粼波光间一闪一闪的，“谁让你这张嘴专门往人肺管子上戳，戳得我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他低着头一点一点摘掉黑色皮手套，边摘边说：“我承认我不是个好哥哥，为妹妹好是其次，主要呢还是为自己，她嫁给姓周的傻小子，我也能趁年轻，借周家的势再往上爬一爬。”

　　他挥挥手套朝天上一指，“你看这天，刚才还风和日丽，这会儿就阴下来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世事无常啊，万一我哪天碰到事情，家里有人帮衬，总比求外人好。”

　　我看着他，“他们说你是势利眼。”

　　“哈！”他像听了个大笑话，对着天笑又对着我笑，“他们算什么东西？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想他们的时间超过一分钟算我输，我就是势利眼，怎么样？”他垂眸看我，阴天让他的眼镜褪了色，“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我就是赢家。”

　　“再说了，谁不势利眼？”他抬起下巴看着我，缓缓露出一个讥讽的微笑，“你已经够不势利的了吧？可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就是个普通的上班的，你会搭理我一个三十四岁的老男人？”

　　“会啊。”我很莫名其妙，“你就是你啊，三十四岁，有钱没钱，做什么工作，都是你换了不一样的衣服而已。”

　　他耷拉着眼皮面无表情看了我一会儿，“可以！啊，现在拍马屁都会了。”

　　“我没有。”

　　“有没有拍马屁。”他走进一步，不以为然地笑着向我伸出手，“等真到了那一天再说。”

　　他的手离我脸很近，我以为他又要扯我的雏菊耳钉，一边捂耳朵一边抢先说：“我觉得这个耳钉好看！”可还没碰到耳朵，先碰到了他的手，就在我脸旁。

　　我抓着这只温热的手，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僵在那儿，感受他拇指指腹摩挲过我手背，一来，一回，我的颤栗和四周鸭子尖锐的叫声一样此起彼伏。

　　最后他握着我的手放下，换成握手的姿势，“好啦！握个手吧小朋友！合作愉快。”

　　说完他松开我的手，退后一步，笑着说：

　　“我们的链条已经闭环了，我兑现了我的承诺，以后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你多保重，新员工培训完就分配，分到哪里跟我说一声就行。”

　　“好。”

第8章 光明邨的鲜肉月饼

　　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可谓是兵荒马乱，新员工培训的经历也不算愉快，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场冷遇。

　　如果你母校和专业都不是对社会十分有用的话，那么社会就要从别的方面筛选你，比如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貌美还是普通，八面玲珑还是木讷寡言，都将决定你被放在哪一排货架的哪一层，放在惠民小卖部还是会员制的山姆超市。

　　当然了，在银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还是家世显赫的同学，金融人，哪怕只是初出茅庐的金融人，大部分也已经具备了相当敏锐的嗅觉，能像蚂蚁包围糖霜一样簇拥到背景深厚的同学身边，不管当事人是多么的想要保持低调。

　　我们听了几天莫名其妙的关于企业文化的课，老师们基本都是全上海话授课，外地的几个同学表示了抗议，戴黑框眼镜的女老师那沉默、凝滞又难掩鄙夷的面孔在阴冷的白炽灯下像博物馆里陈列了几百年的城市蜡像，不过后来她用普通话授课了，因为外地某省领导的女儿也在培训班里，她因故迟来了几天，而她来的时候理论培训已经快结束了。

　　不过我最感唏嘘的还是某位年轻帅气的男老师在PPT里画的饼状图，整节课他都没抬过头，俊秀的面孔平得一点弧度都没有，以同样平得像死者心电图一样的拖沓语调陈述着企业的晋升机制：柜员做够三年，可以有机会借调去本行的海外机构，还可以争取上海分行或者北京总行的管理岗位……事实证明那“饼状图”的确是画给像我这样背景单薄的年轻人的饼。

　　之后我们去上海青浦住了几天别墅，练“基本功”，每天早晨还要被迫晨跑，唯一幸福的是丰盛得近乎奢侈的早餐和别墅门前的庭院里小布尔乔亚式的落叶和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