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西夏出兵，各经略使路只能各自应战，其中以鄜延路压力最大，也是宋军重兵设防的地区。

　　所以宋军长期以来的思路，就是夺取横山，使纵向各个经略使路贯连起来，避免被西夏各个击破，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西夏也就不足以患了。

　　章越说到这里分析的差不多。

　　章越对天子道：“陛下，臣以为如今攻夏有上中下三策！”

　　古代谋臣都喜欢献上中下三策，史书如此记载二十九处。

　　为什么谋臣都喜欢献三策呢？

　　网络有段子是这么说的，上策是推荐配置，中策是最低配置，下策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干，这里有个风险免责协议，你先签一下。

　　而历史告诉我们纳谏者常常都不会选上策，大多选下策，也就是‘无视风险，继续安装’（你懂的）。

　　当然官家不可不知道什么是上中下三策，庞统为刘备谋西川，司马懿料公孙渊，李密谏杨玄感，都是这般三策。

　　这时候官家道：“以卿所见，朕命五路经略使各出一路攻夏，使西夏首尾不能相顾，卿以为如何？”

　　章越面对官家直接道：“陛下，此乃下下之策！”

　　兵法上为何都要讲分进合击，而不是一路平推，以避免‘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窘境。

　　很简单的道理，分进合击的后勤补给压力是最小的。

　　五十万大军一路出和五个十万大军五路出，前者的后勤补给压力是后者的数倍，而且呈几何增长。

　　历史上五路伐夏便是如此梭哈，五路全是主攻一起上。

　　章越直接否定了官家历史上的决策，此乃下下之策，连下策都不在考虑之内。

　　官家闻言满脸窘迫，最后道：“诸执政中唯卿对军略最熟，还请卿言无不尽！”

　　章越道：“臣之上策，乃出熙河，联络青唐，兰州回鹘，夺取兰州，凉州后，截取西人贸易，以利我之市易。”

　　“此举拊西人之后背，困绝其经济，不出数年西贼国内必乱。”

　　官家摇头道：“此法太慢，最快是何策？”

　　章越道：“最快是下策，经略横山，先城于银州，次城于宥州，再城于夏州，北城于盐州，取乌，白二池盐利，渐次进取。”

　　官家道：“此法似可行？”

　　章越道：“从河东路，鄜延路，环庆路出兵攻夏都要经过茫茫之旱海，经过杳无人烟之处，补给极难。”

　　“即便攻下亦不能守，就算建筑堡垒，亦是路途极漫长，不仅要大起夫役，又有粮道被抄掠之危。输粮于内线，粮道民役安危无忧，出于外线，沿途需设兵驻守难以照管，不仅需重兵守护，且设堡立铺站站递运，且极耗民力物力财力。”

　　历史上的五路伐夏之败，就是河东路，鄜延路，环庆路三路后勤补给不力，还带崩了泾原路。

　　章越道：“陛下，臣观从庆历以来，王师与党项大小数十战，只要内线作战，我便赢得多，但外线作战，我便赢得少。”

　　“当初为什么章楶当初能有洮水大捷，因为宋军是内线作战。故王师在补给线，后勤没有问题下能赢。”

　　纵观宋朝与西夏战争，还是胜多负少，这说明党项兵没那么强。

　　但宋军大败几次都是外线作战。

　　章越所献的下策，便是进筑横山沿线。

　　官家道：“那么中策呢？”

　　章越道：“陛下，诸路唯独泾原路和熙河路路途稍缓。泾原路为沟通秦凤路和环庆路要地，其州内之城都沿泾水分布，蕃部繁茂。本路从帅府渭州西行至镇戎军，此地乃昔日平凉郡，乃与西夏冲折交兵之要地。”

　　“出镇戎军沿葫芦川河而下，经过萧关可至黄河南岸之鸣沙，待黄河结冻之时，东北行百余里即至灵州，以覆贼穴。此路虽是稍远，但川原宽平，草丰水美。”

　　“臣之中策便是全力支援泾原路钱帛，刍粟，再以河东，鄜延，环庆，熙河四路扬声攻击，每路出步万余，骑六七千足矣扰敌，亦不害辎重，最后合重兵于泾原路，渡黄河直捣巢穴。”

　　官家听了问道：“此路需多少钱粮？”

　　“此一路也需铺设城垒最少需十五城，所动员的人力物力不在进筑横山之下，但风险较小。”

　　这就是章越的中策，也就是‘最低配置’。

　　上策是取凉州，兰州，穷敌拊背之策，如同掐住了西夏的喉咙，让对方一点一点断气。这也是我原本的打算。

　　下策是进筑横山，其中风险已和你说清楚了，但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但官家此刻听来却是这样的，上策他是肯定不会接受的，所以对他而言真正可以施行的其实就是中策和下策。

　　实际上章越的建议是中策。

　　从河东路，鄜延路，环庆路出兵攻打兴灵二州，都要顾虑补给线太长的缘故，而且要经过不毛贫瘠之地。

　　而出泾原路虽然也要筑寨修堡，但补给线相对较短，而且经过的都是水草丰茂之地，还可以招抚当地的蕃部为我所用。

　　中策当然也是五路伐夏，但比起胡子眉毛一把抓，改为一路主攻，其余四路佯攻。宋军主力出泾原路。

　　在五路伐夏失败后，李宪就建议从这条路从兵，但官家不听而是选择在横山方向筑永乐城。到了绍圣四年，章楶任泾原路经略使时，从镇戎军出兵在葫芦川河附近筑平夏城，以此为中心袭击西夏。

　　此举令西夏人大惊失色，称夺我饭碗，田地都被汉家占去。

　　于是梁太后带着儿子率军大举来夺平夏城，之后有了宋朝对西夏最大的胜利平夏城之战。

　　此战之后宋军全面占领了天都山和葫芦川沿线，西夏几乎不能再战，哀求辽国调停。时任宰相的章惇主张趁势灭夏，但宋朝惧怕辽国威胁，不得不罢兵。

　　事实证明在后勤小的方向上，宋军是可以胜过西夏的。

　　章越本打算攻下凉兰二州后，再从泾原路出兵与西夏决战，但官家的下下策及下策，迫使他将此不成熟之论提前抛出。

　　所以说既没办法实现上策，自己也不接受下策，从泾原路出兵的中策，也就是最低配置。

　　王安石为拗相公，他为相后，都是迫使官家都要接受的建议，否则就拿辞相威胁。

　　但章越在执政上并非如此，官家要真不用我的建议，我也不会与你一拍两散。

　　当然章越可以凭着反对五路伐夏的建议，等宋军兵败后回过头来证明是自己对。好比司马光什么事都不干，最后居然一路政治正确，成了熙宁元丰之后的最大赢家。

　　此举于自己最有利，然对国家最无利。

　　第1064章 还是要利民

　　此刻官家看着地图，从中策，下策而论，进筑横山和进筑泾原路相比，进筑横山肯定是更符合的心意。

　　因为攻取横山比泾原路的效果肯定更好，只是后勤补给的难度太高了，但对于官家而言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变法以来，他积攒了大量的钱财，相信军粮装备的支持不在话下。

　　宋军兵力最强的是鄜延路，从治平四年种谔攻陷绥德城，再到熙宁三年进罗兀城，这是旧路。

　　种谔，徐禧一直是主张从横山进兵，吕惠卿也是大倡此议。

　　吕惠卿就是鄜延路经略使，而现在的泾原路经略使是沈括，一旦对进攻计划进行调整，势必影响全局。

　　但章越分析从泾原路出兵，确实有道理。

　　官家不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章越看了官家一眼，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从鄜延路出兵进取横山肯定是对西夏打击更大，效果更好。

　　但问题是对后勤补给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历史上宋军河东，鄜延，环庆三路后勤全崩，背后原因是什么？

　　参考另一场大战役，民役只在十八岁至五十五岁间征发。

　　民役每日领秋粮三斤，菜金半斤，冬发棉衣一套、棉帽一顶，夏发单衣一套、单帽一顶，还每月还另发黄烟四两，不抽黄烟的折现。

　　除此以外还有办公费、修理费、车油费、擦枪费、理发费、医药费、负伤费、埋葬费、赔偿费和铺草费等补贴。

　　民役每走三十里有小站，六十里有大站，给民役提供茶水、饮食、住宿甚至免费治病。

　　离家的民役可命人代耕家里的田地，实在离不开的可花钱代役。

　　所以才有了那句经典的话。

　　反观宋朝的后勤保障，可谓是极差。

　　不是说物资准备不充分，这些官家都准备足了，但就是送不上去。

　　宋太祖是爱惜民力的，曾定下规矩‘一夫日给二升’，一反古代征发民役不给食的惯例，主动给民役提供粮食。

　　宋朝的民役还有‘春夫’和‘急夫’之别。农忙时调春夫，有急事调急夫，从制度上保证‘民力不宜妄有调发’。

　　不过这些制度只是制度而已。

　　陕西遇到大事，民役遇到征发辗转于道路不得休息，然后大量大量的逃亡。

　　在元丰年的对夏征讨中，官员们为了防止民役逃亡，就派兵抓拿砍断了逃亡民役的手筋脚筋，丢在山谷里，让这些人哀嚎而亡。

　　一名督粮的小吏就可以不经请示，斩杀任何不听话的民役。与不杀士大夫相比而言，底层百姓的待遇就是草菅人命。

　　在五路伐夏军队曾在兵粮不足下，先食民役。

　　尽管官吏们已经很努力了（压榨百姓），努力到超过了民力负荷的程度，但后勤补给依旧跟不上，素来是打一战后勤崩一战。

　　后勤补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是经济的问题，陕西地方穷，民力不堪战争的重负。

　　而经济更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制度问题。

　　在章越再三主张下，连对于陕西低收入百姓进行减税都如此举步维艰。

　　章越能理解官家开疆扩土的决心，但五路伐夏丧师四十万，永乐城之战丧师二十万。

　　尽管加上民役死亡的数字，而且旧党对伤亡数字的记载绝对有夸大的地方。

　　但是失败便是失败，令人痛心疾首，别说天子，身为宰相亦能难辞其咎吗？

　　要不是如此官家也不会气愤成疾，哪轮得到宋徽宗那败家皇帝登位。

　　说到这里，君臣实已将话都说开了。

　　章越最后劝谏道：“陛下，宋夏两国之争，看似兵马之争，实在经济之争；看似经济之争，实在民力之争，看似民力之争，实在制度之争。”

　　“青苗、均输、市易三法立法之初确有破兼并，充实国库之效，但如今成为过度敛财之用。天下百姓到底是过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官家闻言脸色很精彩，再度有些绷不住了：“朕不是听卿所言改了役法吗？”

　　章越道：“役法改了以后确实便民之效，但最败坏的市易法仍未更改！此法乃徒作一大事，却一无所得。”

　　官家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章越果真如王安石所言的那般，改募役法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下一步还要改市易法。

　　而对章越而言市易法的历史上的作用是，用本钱一千五百万贯，收得利息钱九百万贯，但损失本钱七百八十万贯，而民间因此欠款破产的百姓有数万户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