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拥有犹太血统是一种可怕的原罪。
对对对,它不会公然说你是犹太人,所以怎么怎么样,毕竟这不符合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
但是它会在你的周身竖起无数道看不见的墙。
小的时候,同龄人们会用“犹太佬”这个词来辱骂他们。
长大以后,他们的犹太血统会让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理想中的体面工作,哪怕他们的成绩再好,工作再努力。
都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生,不幸的童年得用一生去治愈。
现在只要一有人攻击他们的犹太血统,就会瞬间将他们拽入可怕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因为愤怒而颤抖。
王潇坚定地挥舞着手,用力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用血统去攻击一个人是一件极为无知极为低能而且恶毒的事,荒谬而可笑。从来没有天生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天生卑劣的血统的。”
这是她的心声,她信奉的是人人平等,她反对依据血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在她穿越前,印度人被社会舆论群嘲,仿佛这个民族有原罪一样。
可援华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医生难道不是印度人吗?他是在华夏的抗日战场上长期劳累,频繁病发才病逝的。
茅主席也为他亲笔题词: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包括口碑每况愈下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同样有大量的国际主义战士啊。
王潇越说越愤怒,满脸的同仇敌忾:“俄共拿犹太血统说事,难道不觉得自己很不要脸吗?他们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就是标准的犹太人啊,祖父母都是典型的拉比世家,母亲也来自拉比家庭。如果他们要这样因为单纯的血统就毫无缘由地攻击犹太人的话,那么他们先把自己信奉的主义踩在脚底下吧,省得左右脑互搏。”
在场的犹太裔们瞬间精神为之一振,没错啊!左派报纸的主力军就是俄共啊。
俄共要攻击犹太人的话,先让他们去攻击马克思。
对,他们这些犹太裔跟左派报纸吵什么啊!左派报纸就应该是俄共内斗以及俄共想要团结的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战场。
让左派们自己先吵起来吧,谁吵赢了谁才有资格站到他们面前,进行下一轮PK。
呵!不愧是红色·北京来的金牌公关,真是灵活善用关于共产党的一切。
作者有话说:
贴一点查到的资料: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与了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协助作用;越飞和鲍罗廷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思想、组织和经济上帮助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奥地利犹太人罗生特1939年流亡到上海,后投身抗日战争,1942年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他们都是犹太人。
另外,真实的历史上,犹太裔的寡头们因血统而受到舆论攻击,是大选结束后的事情了。他们也确实没能采取什么有效的反击。因为害怕激起更强烈的公众情绪,他们让波塔宁进入政府成为第一副总理,因为他不是犹太人。
第417章 她主导一切:我不能再跟着你
普诺宁没怎么来过雀山俱乐部,也是第一次看王潇在这里和其他寡头相处。
摸着良心说,税警少将非常理解寡头们面对王潇的微妙情绪。
因为她在这里,所有人都得围着她转啊。
这种转并不是说,大家集体化身仆人,个个都忙着伺候她,而是指,所有人的节奏,是跟着她来的。
因为华夏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
上帝啊,这其实只是理论角度,事实上,只要去过华夏餐厅或者是集装箱市场的食堂,你就会发现他们吃饭肯定要讲话,而且简直是把一天的话都憋在吃饭的时候说。
但王不说话,餐桌上就只能听到刀叉碰到餐盘发出的轻微声响。
王潇在喝汤,用番茄酱做出来的鸡蛋汤,里面加了切碎的圆白菜,似乎颇为对她的胃口,她就着馒头一口一口的喝汤。
相形之下,长城饭店大师傅改良版的葱油鸡大概入不了她的眼,她吃的兴致缺缺。
普诺宁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果不是秉着不浪费食物的原则,她估计尝一块就会放下筷子了。
因为到最后她也没吃完,是伊万诺夫帮她解决了剩下的1/3。
他把那几块葱油鸡夹过去的时候,王潇在对他笑。
等到他吃完了以后,她才慢条斯理地喝完了最后一口汤,然后拿起湿纸巾慢慢地擦嘴巴。
这一瞬间,普诺宁都理解了尤拉的不甘心。处在尤拉的位置上,他肯定也希望有这样一位伴侣吧。
随着王潇放下湿纸巾,餐桌上的男人个个都落下了刀叉,好像恰巧这时候吃完了,可以擦嘴巴了。
其实吃不吃完都无所谓,事实上,这一顿晚宴,大部分人都食不知味。
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被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确实可以打的俄共手忙脚乱,甚至搞不好会让他们崩溃,再度分裂,彻底输了大选。
但总统赢了,寡头们就肯定能得到好处吗?那可未必。
如果舆论持续膨胀,民众反犹情绪高涨不止,那么他们后面的路估计会不好走。
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倘若大选失败的俄共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他们的身上,如影随形般地持续盯着他们,那他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俄共甚至根本都不用担心天天追着他们挖新闻会让公众疲惫,毕竟有钱人就跟明星一样,属于他们的丑闻,永远受大众欢迎。
别列佐夫斯基可不想永远这样下去,尤其他在贷款换股权的拍卖中被伊万诺夫截胡了,没有得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他还指望大选之后,能够从总统手上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他盯着王潇,看对方终于漱完口了,可算松了口气。
果不其然,餐桌上的餐盘被撤下去,换上了水果和甜点之后,王潇便直接切入主题。
“二楼的阅览室靠左边窗户的书架上,第二排有一本《东行记》,贴近门的书架子右手边,最上面一排有一本《穿梭商人》,麻烦把他们拿下来。”
别列佐夫斯基的助理立刻跑上楼,去取书。
阅览室的存在,在雀山俱乐部基本是一个摆设。
倒不是说寡头们不学无术,恰恰相反,他们几乎都是学霸,其中不少人甚至可以被称为学者。
但他们来俱乐部是为了交际,为了自己的生意和更多的权势,谁会跑去阅览室装逼看书呢?
也就是王潇不太乐意参与他们的交际活动,才会泡在阅览室里消磨时间。
书还没有拿下来的空档,王潇向众人解释这两本书的内容。
“东行记是俄共作家安德烈耶娃在华夏的长三角地区的采访笔记,主要采访对象是镇江和温州的乡镇企业。”
寡头们互相交换眼神,他们当中有人听说过温州,温州来莫斯科的打火机很便宜,但镇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理名词。
王潇继续往下说:“两江省在华夏是相当典型的乡镇企业崛起的代表,其中,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公认的两大派。镇江就是苏南地区的一个城市,四千四万精神就是镇江的扬中县先提出来的,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上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坐在餐后水果旁的寡头们都露出了动容的神色。
因为他们是富一代,且基本都是因为家庭出身没享受到多少特权的富一代,第一桶金的辛苦,他们再清楚不过。
正好别列佐夫斯基的助理将书拿下来了,王潇便翻开来,把书立在桌子上,示意众人看:“而扬中和温州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缺少足够的农田。扬中作为长江中的冲积沙洲,耕地面积有限且多为圩田,农业承载能力弱;温州多山少田,人均耕地面积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传统农业难以支撑人口增长需求。”
她补充说明道,“华夏跟苏联不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华夏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而且城乡两元化结构决定了农民几乎是没有资格成为捧上铁饭碗的工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跳出农业,寻求商业、手工业这些出路。”
尤拉听到这儿,突然间冒了一句:“那么,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呢?缺少土地的应该不止这两个地方吧?”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尤拉身上。
其实寡头们并不关心华夏的乡镇企业是如何发展的,他们基本都不做制造业,乡镇企业又搞不起来金融,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借鉴呢。
这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唯一能够被他们拿来用的是,它解释了当地人为什么会成为商人?因为缺少生产资料,所以不得不经商。
王潇看了眼尤拉,言简意赅道:“长三角的优势在于工农业发达,所以,温州和扬中商人有商品可以拿出去销售。其次,水运发达,扬中可以依托长江航运,温州属于沿海地区,运输成本低。还有一点是历史上的长三角地区商业就发达,有这方面的家族传承和底蕴。”
所谓隔行如隔山,任何行当都得有人教的,否则两眼一抹黑,啥都不懂,还怎么做下去呢?
别列佐夫斯基深以为然地点头,对,这一条也可以用在他们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做生意是出了名的。
尤拉也察觉到了自己的突兀,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王潇便回归主题:“用这本书做素材,是因为华夏已经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具有典型代表性。而且它也算是目前唯一一个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做论据的话,比较容易获得左派群体的认可。”
其实,独联体国家和东欧的共产党员们和前共产党员未必多喜欢华夏,但它已经是社会主义仅存的希望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不去想,如果当初他们的国家也像华夏一样进行经济改革,并且获得了成功,那是不是红旗依然能够飘扬?
这份感情会加重他们对华夏经济改革的认可。
寡头们基本都是改革派,虽然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但还是认同华夏进行经济改革的举动的,对王潇的说法没什么异议。
大家只是一边听一边头而已。
王潇就跟课堂上的老师一样,接着翻开了第二本书:“《穿梭商人》是社会调查派作家尤尼科夫的新作,调查对象都是出没在市场上的穿梭商人们。从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眼下,小商贩并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绝大部分人是迫不得已,才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好养活自己和一家人的。”
她为什么对这两本书这么了解?因为它们能够成功出版,因为她的一份功劳啊。
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得太厉害,书店卖的好的基本都是拳头加枕头的故事,传统的严肃作家几乎拿不到稿费,书稿也没多少机会面试。
五洲集团有一个基金会,用来专门资助这些作家学者。
《东行记》的作者能够成功采访长三角的乡镇企业,就是五洲集团帮忙从中牵线搭桥的,出版也是用的基金会的资金。
《穿梭商人》的情况差不多。
而它们能够出现在雀山俱乐部的阅览室,同样是别列佐夫斯基照顾的结果。
当然,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跟王潇打好关系,投其所好而已。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草草地翻阅过这两本书,所以这会儿能够直接接上话头:“没错,在这片土地上,经商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他伸手指着霍多尔科夫斯基,然后绕了一圈,脸上全是痛心的神色,“难道我们不想当体面的党政干部吗?那才是苏联时代最有前途的职业选择。”
王潇跟着露出了同情的神色,开口附和:“想必大家都有一段心酸的历史,请把它们说出来。你们当初为什么会经商?”
她也指着霍多尔科夫斯基,“你是共青团的宠儿啊,为什么要经商呢?是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能干,可是他们却不想让你去更重要,更核心的岗位,而是把经商这个烫手山芋硬塞给了你?”
苏联的经济改革是从共青团开始的,最早的一批富豪几乎也都是这么起来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去经商是个香饽饽,相反的,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在大众看来,也不是件体面事。
80年代,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共青团要求去干这活的时候,就心知肚明。
王潇的表情比他更动容,满脸感同身受:“在华夏,也有同样的情况。80年代做买卖的,在街上摆摊子,看到熟人都要低下头,熟人也会掉头离开,因为觉得太丢人。而且搞不好就会因为投机倒把,被警察抓了送大牢。所以,我很理解你们的不容易。”
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没反应呢,别捏佐夫斯基已经第一时间当起了捧哏:“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做生意,几乎都是被单位强行要求的。”
王潇一边点头,一边感叹:“少数族裔崭露头角后,往往只会在单位处于危机时才会被赋予重任,高风险、容易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们才会被选出来。否则,根本轮不到你们。”
这是她穿越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的玻璃悬崖概念,有玻璃天花板一样,是女性职场困境的典型现象。
她们需要在困境中扭转乾坤,可一旦企业再度风生水起之后,等待她们的往往是玻璃天花板。功臣再度被踢出局。
王潇现在把这套理论用在了犹太裔寡头身上,立刻获得了他们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