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能阔到一下子拿出四五万出来？反正他们家是没这本事。

　　杨桃赶紧伸手往下压，示意大家静一静：“房款的事情，我们也考虑到大家的不容易。这样吧，首付款1万块，剩下的3.6万元，从大家今后的工资里扣。”

　　“好！”厂长第一个站起来用力鼓掌。

　　他激动啊，他可激动了。

　　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再也不用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喊领导帮忙解决困难。

　　但这只是小道，因为厂里解决不了职工的住房问题，也不会影响工厂的正常运转。

　　真正在厂长这儿，能算得上大道的是，3.6万元的剩余房款，要从职工以后的工资里扣。

　　这代表什么啊？代表王老板必须得保证后面厂里职工有工资拿。

　　3.6万元，一年还3000块，那也要还上12年啊！

　　一想到接下来的12年时间，厂里还能保证发出工资，厂长做梦都能笑醒了。

　　哎哟哟，反正12年后他也退休了，这代人解决不了的困难，直接留给下代人吧。

　　厂长的巴掌都拍红了，眼看现场一片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唱反调：“我不要房子！”

　　这一声，可谓石破天惊。

　　厂长只差自己动手，把孽障给叉出去了。

　　发什么神经啊？你要房子给老子滚，没事找茬好玩啊！

　　然而反骨仔不止一人。

　　第一个跳出来以后，接二连三又站起来好几十号人，直接冲着讲台喊：“我们不要房子，我们要出国！”

　　会场彻底炸开了窝，上了年纪的职工瞪大眼睛，一副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模样；年轻的职工则一个比一个激动，连原先都在规划38平方米要怎么用的人，也跟着脸发红，眼睛发直，大声嚷嚷：“对，我们不要房子，我们要出国！”

　　哇，出国啊，出国多好啊，国外的月亮大又圆！

　　看看《北京人在纽约》，人家纽约的那个漂亮。

　　王启明在中餐馆刷盘子，一个月900美金，惨吗？惨个屁！抵得上国内一年的工资了。

　　杨桃傻眼了。

　　她知道出国热。

　　她在商贸城上班的，太知道出国热了。

　　但那普遍都是没工作的人没法子，出去当倒爷倒娘。北京工厂的职工，也这么疯狂了？

　　对，就是疯狂。

　　会场上这些人的表情和语气，像是举行某种皈依仪式一样，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

　　杨桃扯扯发干的嗓子，重复了一遍：“出国啊——”

　　台下响起整齐划一的呐喊：“对！出国。”

　　真的，这一刻，她甚至感受到了她不曾经历过的文化革命时代的狂热。

　　杨桃还没来得及反应，柳芭上了讲台，放下了两张传真文件。

　　那文件上写的是什么？是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移民政策！

　　杨桃震惊了。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板会皱眉了。

　　她脑海中立刻重现了老板“你应该想到的”的脸。

　　妈呀！她又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了。

　　她确实应该想到的。

　　《北京人在纽约》这么火。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现在出国的热情多高涨啊，只要是国外，不管什么国家，在大家看来都是香饽饽。

　　杨桃清了清嗓子，开始念文件上的重点内容：“要出国的话，现在有南非和坦桑尼亚两个选择。”

　　台下瞬间响起了一阵排山倒海的呐喊：“我们要去南非！”

　　90年代初，南非和日本一样，都是大家眼中遍地黄金的好地方。

　　到了南非，还怕发不了财吗？

　　杨桃不得不再度伸手往下压：“理智点，把你们送到南非去，是小事一桩。但你们去南非干什么？有工作吗？没工作的话，你们要靠什么过日子？”

　　然而大家根本不关心这事儿。

　　皈依的狂热就是人完全被情绪裹挟，根本想不了具体的事情。

　　得亏织带厂还有老职工站出来冲他们吼：“不要吵！人家老板在给你们正经安排将来呢，都好好听着。”

　　真是，一个个的，不省心。

　　在家百般好，出门万事难，哪有轻松的事。

　　《北京人在纽约》白看了，光看到出去的吃肉，是半点看不到他们挨打啊。

　　杨桃趁着短暂的安静，赶紧读了传真文件上的方案。

　　南非可以走劳务输出+商贸城就业。

　　现在南非实行宽松移民政策，工作满3年可获得南非永久居留权，而且家属可通过“陪伴签证”同行。

　　坦桑尼亚的经济比不上南非，要从现代农业与基建入手。

　　她正想深入解释其中的方案时，台下急着出国的职工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她的话：“好了好了，我们都晓得了，赶紧的，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出国？”

　　厂长从他们跳出来喊口号起，一直没逮着机会说话，现在可算是找回自己的嘴巴了：“出国？！厂里没有出国的指标啊，这个事情你们不要想！”

　　他这么说，是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基本是公费出国，就是两个国家联合培养的那种性质。

　　那种自己考托福雅思，自己申请学校，获得奖学金后出国留学的，在眼下属于自费留学。

　　职工们发出哄笑声，年轻人甚至对厂长露出了怜悯的神色。

　　他们大声背诵着现在的出国政策，同情这位套子里的人，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出国，他们当然是自己出国。

　　对于厂长瞪大眼睛的质问“你们工作不要了？”，众人更是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要个屁啊！他们都出国了，织带厂的这破工作，谁爱要谁要！

　　原本还劝说年轻同事不要冲动的老职工，听到这儿，瞬间哑火了。

　　哎，他们还是别拦着人家的前途好，省得将来挨骂，说耽误了人家的未来。

　　再说，这些人辞职不干了，厂里的工作岗位不是又空出来不少吗？嗐，正好找领导讲，安排自家的小兔崽子过来上班。

　　省得找不到工作，一天到晚瞎晃悠，早晚要出事。

　　还有性子急的老职工赶紧开口拦住厂长：“行了行了，一人有一个造化。能出国不是好事嘛，你就别管了，管不了。”

　　杨桃站在讲台上，一览众生相，语言功能彻底死机。

　　她都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自己的感触了。

　　一个出国方案抛出来，能留下的职工都不到一半。

　　她非常怀疑，她计划拿12亩地出来盖职工楼，是不是太多了？

　　但短暂的怔忪过后，她迅速反应过来自己还没下讲台，赶紧宣布要求：“既然大家的诉求不同，那么先填职工意愿调查表吧，愿意拿房子，想去南非和想去坦桑尼亚的，三选一，请厂里帮忙统计好了，我们再做下一步安排。”

　　已经被出国勾了魂的职工急吼吼地喊：“还等什么？现在统计，马上统计！不在厂里的，赶紧喊过来。”

　　会场上闹哄哄的，都听不清人说话的声音了。

　　所以，直到区政府开发公司的周总经理亲自领着人到厂长面前，后者才惊觉来领导了。

　　周总笑容满面地跟他打招呼：“哟，你们厂开大会呢？那正好，我过来跟大家说个事。织造厂的地呢，区政府已经规划好了，这位新加坡来的郑老板，要投资建设大酒店。以后，这里要热闹咯。所以啊，大家伙儿动作快点，早点搬去新厂，早点恢复正常生产。”

　　他面前刚好有扩音器，厂长说完话没关，所以他的声音被传到了在场职工的耳朵里。

　　啊？

　　众人都惊呆了。

　　什么时候又来个盖酒店的郑老板？

　　那他们38平方米的房子，他们的出国谁管啊？

　　作者有话说：

　　文中提到的关于房子容积率以及高新技术税收优惠之类的数据，都是当时的真实政策。另外，1994年出国热是真的，当时房价不便宜也是真的。

　　贴一点资料，来自于2017年《中国房地产报》上文章《25年房价大历史：从出生惊艳到全国揪心》，作者何可信。

　　1992年海口房价，堪称天价。王府大厦、德派斯大厦8000元/平方米，海外大厦8000元/平方米,珠江广场住宅楼9000元~10000元/平方米，南洋大厦12000元/平方米，最疯狂时段涨到2万港元/平方米，放在今日，也是高企的价格。

　　从当时的全国房价局势来看，1992年商品房平均单价未超过100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1987年以来的国内商品房平均价格及上涨情况概览》，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408元/平方米，到1992年之前基本维持在每年上涨100元上下的节奏。

　　北京。1992年回溯到1987年，北京房价处在政府分片、分区定价时期。1992年后，北京的商品房价格进入放开时期。其时北京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市场价格体系没有完全形成，商品房价格以年均约30%的速度上涨，至1996年，全市商品房平均售价升到4400元/平方米。

　　1992年，是北京中央别墅区发端元年，借势于外销房，这一日后长期独霸北京别墅市场的板块正式启动。别墅售价与租金都持续走高。

　　上海。1992年，有一种产品及其房价，今天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即外销房。单看概念，很难理解外销房和它的价格，但这里有一个好故事。汤镇宗，香港到内地拍电视剧第一人，他在内地拍的第一部 电视剧是《外来妹》。他后来回忆，在内地的投资都亏了，亏得最大的就是房地产投资，在1992年时，他在上海置业，当时上海市中心的外销房，价格难以想象，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到2001年期间，价格遭遇腰斩，“现价五千多元，缩水一半”。

　　其时，上海市中心的内销房价格每平方米在五六千元的水平。这个价格与外销房对比，算很廉价，但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已是一个心理高价。

　　广州。1992年房价被炒高，环市东淘金路一带的商品房淘金花园、华侨乐园等楼盘，价格涨到6000元~8000元/平方米。天河北区域也崛起，外销房价格达到8000元~12000元/平方米，主要客户群来自香港、澳门、归侨和少量下海先富起来的广州人。

　　深圳。1992年房价最贵的片区罗湖，商品房单价在4000元左右，2017年6月6日的商品房成交价格是98581元/平方米。相比内销房，深圳外销房则是惊天价格，1992年5月，罗湖国贸旁的天安国际大厦发售时，商住单位售价最高达每平方米2万港元，开创当时国内外销楼宇的最高纪录。

　　这一阶段，延续40多年的福利房对大部分国人起到了保护与阻隔的作用，人们对于房价还没有太多的意识。

　　两次“黑天鹅”事件与调控

　　房价和房地产在五千年古老大地上的首次疯狂，就这样在加快发展的愿望中诞生在1993年。

　　当时的情状，后来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凌志军在《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这样记述，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他在书中写道：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