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出口转内销,重新卖给华夏人坑自己同胞;而是要拿这些当证据,回国报警,让警察去处理批假货给他的人。
话题说到这儿的话,就可以自然带出华夏各地正在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老魏正是因为听到了消息,所以决定回国报警。
为了省钱,他舍不得坐飞机,而是选择买火车票。
之所以耽误了几天还没走,是因为现在去华夏的火车票被炒得很贵,他在找票贩子讨价还价,想省下几个钱,好给家人带点礼物。
OK!逻辑顺畅了,新闻发布会就可以召开了。
面对被特地邀请过来的媒体记者,临时被推选出来充当发言人的三姐,义正辞严:“我们之所以这么急着请记者朋友过来,因为我们实在不忍心我们的朋友,沉默又老实的朋友魏,被误会被曲解。”
三姐眼睛含着泪,饱含深情,“老魏是个特别老实,从来不会给人惹麻烦的人。他现在不幸去世了,没办法为自己解释。可外人也不能想当然地给他泼脏水呀。”
于是,记者们就听到了一位感人至深的老父亲的故事。
他从来没想过害别人,他只是想找警察帮忙讨回公道,惩罚坏人而已。
让人唏嘘的是,因为办证件需要时间,他的家人甚至没来得及过来见他最后一面。
记者们跟着去了郊区农庄,看到了传说中的焚化池。
住在这个农庄的莫斯科农民帮忙作证,华商确实在这边烧过不少东西。
有穿了容易掉鞋底的旅游鞋,也有一抬胳膊就炸线的运动服,最近烧的最多的是就是各种鸡毛服。
其实莫斯科的农民们看的可舍不得了,因为这些衣服鞋子都挺好看的。
他们跟华商们打过商量,想让他们别烧了,把衣服鞋子留下来,哪怕质量不行,自己这些农民过过瘾也好。
但是华商们却不肯,就是害怕有人拿出去卖,会坑了无辜的人。
三姐的姿态特别高:“俄罗斯人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让我们华夏人的话来说,朋友来了有美酒。我们怎么可能明明知道东西不好,还卖给自己的朋友呢。反正我们这些人是做不来这个事的,哪怕我们吃亏,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眼拙,不小心进了歹货呗。”
旁边有同伴反驳她:“是那些人心太黑,坏心眼,造假坑人。”
其中一位当过大学教师的倒娘叹气,认真地向记者强调,“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犯罪问题之一。人的眼里只有钱的话,就会不择手段。”
莫斯科的记者们,还看到了华夏的报纸,关于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打假行动。
华夏的相关领导人强调,发展经济不代表乱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打击各种犯罪行为,才是华夏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莫斯科农庄的俄罗斯农民们,又夸奖起了华夏人的勤劳和负责,做事特别踏实。
他们又特别大方,只要能帮忙的地方都帮忙。
有老妈妈带着记者去看自家发出来的豆芽,这就是华夏农民教她的。
她现在也在温室大棚帮忙干活,一天不过三四个小时而已,可以拿到一百卢布。每个月下来,可以挣到两三千卢布,再加上她的退休工资,也勉强能够养活她自己了。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
老妈妈叹气:“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被子女当成累赘。好在我找到了活干,我不是累赘。”
其他农民又领着记者去看华夏人给农庄的活动室装的灯泡,甚至还有彩电和乒乓球台以及台球室。
“我们相处的很好,我们是朋友。我家种的菜的菜种,都是他们帮忙带过来。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工具种菜。现在我们也学会了,产出比以前多了不少。自己吃不完,还能支援住在城里的亲戚和孩子。”
当天晚上,莫斯科的市民们就在电视台看到的这场记者会。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那位华商代表表态,他们会每人拿出50美金,一部分是给老魏办丧事,一部分是慰问老魏家里人。
剩下来的大头,主要是用来回收市面上的鸡毛服。
如果是他们华商无意间卖出去的鸡毛服,恳请大家过来退换。
退换方案是两种,一种是原价赔偿,另一种就是直接在华夏商业街选一件同款的羽绒服。
等到鸡毛服回收完毕,他们会在农庄举行一个焚烧仪式,邀请俄罗斯的盆友们集体去观看监督,让他们看到他们坚决跟假货作斗争的决心。
到了第二天,《真理报》又发出了长篇社论,以鸡毛服为引子,提出了不管是什么主义,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以及假货横行问题,值得政府官员深入研究,也值得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思考。
文章中罗列了一堆世界各国的造假案,前至苏联时代的数据造假,诸如大名鼎鼎乌兹别克棉花案(类似于浮夸风的存在)之类,以及现在的各种假货问题。
简而言之一句话,造假这种事情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世界各地都会发生。
他们要做的不是专门指责某一个民族,而是要考虑如何加强监管,避免人民蒙受更多的损失。
又过了一天,报纸上开始报道某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演员的绯闻。
好了,两个补救措施都推出来了,下一步,就看舆论反应了。
作者有话说:
关于当时海参崴以及绥芬河遍地假货横行的描述,参考资料为1993年01期《苏联文学联刊》上文章《重访海参崴》,阿金倾向于认为描述是比较真实的,1993年01期《今日科技》上的文章就提到了,中国商品在远东市场上卖不掉了,理由之一就是假货横行。等再过几年,海参崴根本就看不到中国货了。
另外,关于文中的一九九二年莫斯科中国企业的情况,参考资料为一九九三年六月第八卷 第二期《陶瓷研究》上的文章《莫斯科见闻及商情调查》,文章描述的是作者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中下旬访问莫斯科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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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弄个批货楼吧:库页岛怎么样?
事实证明,王潇祸水东引,曝光人家电影演员绯闻的事纯属多此一举。
因为莫斯科市民似乎压根不在意这件事。
因为很快就有更重要的是把这份绯闻给压下去了。
联合国要对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三国进行制裁,俄罗斯一反既往立场,投了支持票。
消息传出来之后,国内一片哗然。
本来俄罗斯民众就对俄联邦总统出访西方国家,像乞丐一样请求经济援助的事情,心里头很不舒服。
现在国家又毫无立场可言,完全沦为欧美国家的应声虫,实在是耻辱至极。
这种时候,俄罗斯政府应该进行危机公关啊。
结果他们好像生怕不能火上浇油一样,居然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不要了,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解释。
“如果不参加制裁,我们就得不到西方任何贷款,这大约是150亿美元;就不能延期支付俄罗斯的债务,仅延期支付这一项,我们今年就为国库节省了180亿美元。”注释①
王潇看了报纸都想捂脸,君子坦荡荡不是这么个坦荡荡法呀。
俄罗斯人的反应可想而知。
他们一直以大国而自居啊,哪怕暂时落魄,那也自有风骨在,怎么能当打手小弟呢。
一下子,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批评政府的态度,哪怕是西方派,都认为政府不应该如此毫无立场。
但神奇的是,热闹似乎只属于报纸,对莫斯科市民们来说,却一点也没耽误他们该干嘛干嘛。
华夏商业街前排成长队,来更换羽绒服的人,丝毫不见少。
他们相处的人聚在一起,排队时也会交谈。但和华夏三五成群必谈国事不同,莫斯科人居然谁都没提政府的事儿。
王潇私底下询问俄方员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如何看待政府的行为。
结果年轻人们表示,家人对政府做出任何事情都不奇怪。
这不代表他们满意政府的行为啊,只是大家普遍认为换一个总统也未必会比这一个总统好。
反正上一个,再上一个,上上一个,都不咋滴。
与其换一个人再折腾,不如先凑活下去吧。
反正不管是谁在位置上坐着,大家都要吃饭穿衣睡觉。
所以,总统是哪位,重要吗?没那么重要。
王潇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不管何时何地,所有的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啊。
与其将希望放在既得利益者的良心上,不如时刻准备战斗。
但秉着和平共处绝不干涉的原则,王潇也不评论人家的政治了,她把注意力放在更换羽绒服这件事上。
被拿过来换的羽绒服主要是三类:
一类是典型的鸡毛服,这个鸡毛服不代表里面放的全是鸡毛,还有一些更过分,里面就塞了一些碎麻袋片和废纸。
它们能够顺利卖出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的款式和颜色比较新潮。
这种鸡毛服长过膝盖,满足了俄罗斯的冬天御寒需求。而且衣服里外两面皆可穿,颜色也比较鲜艳,有深紫、浅红、鲜绿、暗黄等,符合俄罗斯人喜欢明艳的审美。
一类的情况要好一些,里面放的是鸭毛,但不是鸭绒,手一摸就能摸到硬邦邦的长羽片,穿不了两天毛就钻出来,开始满天飞。
还有一类倒是鸭绒服鹅绒服,可它们不知道在仓库里究竟放了多久,而且因为贮存条件差,衣服已经完全闷掉了。
胳膊一抬,刺啦就是一个口子,绒毛满天飞。
最后一种倒是可以拯救一下,翻新做羽绒被。羽绒服贵就贵在绒毛啊。
大概是因为她看衣服的时间有点长,那个中年男人紧张地强调:“就是从你们华夏人手上买的,你们又没说非得是俄罗斯人才能换。”
得,这位老兄居然是从乌克兰赶过来。
按照他的说法,他是在火车站买到的衣服,根本没来得及细看。
他听在莫斯科的朋友说,这边可以免费更换优质的羽绒服,怦然心动。
所以哪怕现在火车票涨价了,他还是千里迢迢跑来了莫斯科,专门换掉这件羽绒服。
“没问题,我们认的。我只是想看清楚,有没有跟它同款的衣服。”
开什么玩笑,她怎么会嫌弃人家从乌克兰跑过来呢。
这是免费的移动广告啊,帮华夏货洗白的广告。
她自己跑到乌克兰去张罗这件事情的话,花费的成本会更高,而且效果还未必有现在好。
热度高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产生的影响力才会大。
“没关系。”乌克兰男人瞬间兴高采烈,开心地指着一件藏蓝色的羽绒服,“我要那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