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正派的小伙子，帮我腌酸黄瓜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想攒钱，盘下一个店，就能安定下来做生意了。

　　对，他不太懂俄语。要有外人在，帮忙翻译，我们才能交谈。

　　不过即便语言不通，也不影响我们交流。他虽然话不多，但十分热心肠。只要能帮忙的地方，他一定会伸手。

　　他从华夏过来时，还会给我们带他妈妈为我们准备的礼物，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

　　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出来的很好的小伙子。

　　他总是安慰我们，一切会好起来的。还帮我们想办法，如何度过生活的困境。但情况永远只会更糟糕。”

　　记者的采访对象除了房东一家之外，还有自由市场的摊贩。

　　大家对强强的评价都很不错，因为他从来不给别人找麻烦。

　　还有位在自由市场买东西的老奶奶夸奖了强强是个好人。

　　因为他卖衣服的时候会赠送拉链、橡皮筋以及纽扣和扣子。

　　虽然东西很小，但在轻工业品匮乏的莫斯科，这些也算俏货。

　　他甚至还会些缝纫活，能够帮买家改衣服。

　　他几乎每天都会到自由市场上来摆摊子。曾经还因为生病落了一天生意，让顾客白跑了而羞愧。后来主动给人家打了折。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个好人。

　　市场上的人都不相信他会跟白·粉沾上关系。

　　大家言之凿凿，倘若他是个瘾·君子的话，怎么可能做到每天最早来最晚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对于警察的指控，有人谨慎地认为：这应该只是个误会。

　　但也有人言辞激烈，认定警察就是在栽赃诬陷。

　　“我太了解他们了，跟秘密警察一样。”有人言之凿凿，“他们会想方设法构陷一切不如他们意的人。有他们的存在，俄罗斯永远不可能实现皿煮。人民活的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被扣上了一顶犯罪的帽子，还有什么皿煮可言！”

　　跟他们的激动不一样，房东老太太反应极为平静。

　　她甚至认为强强被诬陷，是正常的。

　　因为他太老实太本分了。

　　在俄罗斯，在这个国家，老实本分的人是活不下去的。

　　比如说她和她的女儿，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来不敢随便请假，永远都是全勤。然而工资低的连饭都吃不起，更别说抚养孩子了。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想办法空出一间房，对外出租，好补贴家用。

　　现在强强被抓走了，房租也没有了，下一步被饿死就是他们一家四口了。

　　不过早晚都有这一天。

　　从她勤勤恳恳攒了两万卢布，准备买一套小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连两百斤火腿都买不起之后，她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伊万诺夫看了半天这篇报道，狐疑地问王潇：“你的意思是？”

　　好像不仅仅是想让莫斯科市民也感受到那份随时可能会被警察诬陷的恐惧呀。

　　它共情的范围更广，是所有的底层劳动者，是所有对未来感到不知所措的国民。

　　王潇点点头，痛快承认了这一点。

　　没错，她一早就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在报道发表出来前，她也不敢保证记者写的就是她想要的。

　　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烈。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历届苏联领导人谈及国内的民族关系时，总会把俄罗斯民族称作是“伟大的母亲”，而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定位成“伟大俄罗斯民族的忠实儿子”。并要它们忠于“伟大和有天才的俄罗斯民族”。

　　咳咳，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王潇特别理解其他共和国要闹独立的心。

　　待到苏联解体后，被迫沦为二流国家的俄罗斯人，虽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们绝对没有优待外国人的意识。

　　起码不会无差别优待外国人。

　　相反的，真要做坏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陷害外国人。那些被他们判断为不如俄罗斯的外国人。

　　所以，强强被污蔑藏·毒，真正紧张的只有倒爷倒娘群体。

　　他们普遍来自东欧和原苏联国家，外加一个华夏和越南。

　　这些国家要么当年被苏联管着，要么就称苏联为老大哥。

　　天然在这片土地上矮一头。

　　可即便挑起了他们的危机意识，但单凭他们的力量，根本难以撼动俄联邦政府。

　　所以，她必须得依靠力量更强大的莫斯科普通劳动者。

　　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他们认认真真地工作，老老实实地生活，却在这片土地上，连活着都艰难？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又该怎么做？

　　有了同样的感情基础，他们才可能跟强强共情。

　　否则强强这么一个能赚钱的外国倒爷被抓了，指望三餐不记得俄罗斯人能同情他理解他？

　　嗐，做啥清秋大白梦呢？老毛子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就已经是素质过于高尚了。

　　王潇放下报纸，洗了手赶紧吃饭。

　　她拿牛奶泡了麦片，就着薄煎饼一块儿吃。

　　陈雁秋有点奇怪：“你怎么现在才吃饭？不是说早就下来了吗？”

　　王潇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东西落楼上了，我又回去拿了一趟。”

　　哦，原来如此。

　　陈大夫迅速接受了。

　　伊万诺夫却没憋住，特别想笑。

　　王潇直接眼神警告他，提醒道：“今天是政府把商店的事情理顺的吧？我们今天过去一趟吧。”

　　说到了正事，伊万诺夫赶紧调整状态：“行，吃过饭我们就过去。”

　　吴浩宇看了眼王潇，等到吃完饭她要走的时候，他小声问了句：“你要不要休息会儿？”

　　这有啥好休息的？

　　王潇想的特别开，多动动自然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肌肉酸痛不都是乳酸的事嚒。

　　话虽如此说，但坐上车的时候，王潇感觉好酸爽。

　　吴浩宇想陪她一块儿过去，被她拒绝了。

　　民间层面能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要牵扯到官方。

　　官方就像最后一步杀手锏，提前亮相的话，他们手上就没底牌了。

　　莫斯科市政府欢迎一切想购买国家资产的人，索比亚宁主任还亲切地称呼王潇和伊万诺夫为“我亲爱的老朋友”，保证给他们推销的商店都是最好的。

　　王潇一边拿着资料看，一边忧心忡忡地问：“如果警察往商店里塞毒·品，然后说这家店贩·毒，那我们该怎么办？”

　　索比亚林主任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否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潇把报纸递到他面前，语带疑惑：“我希望是假的，但它刚好是真的。”

　　索比亚林主任瞧见了报刊的名字，又想说这只是保守派的阴谋诡计，对了攻击新政府的改革，他们制造恐慌，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王潇直接堵住了他的话：“刚好当时我就在警察局，处理一点小纠纷。”

　　索比亚林主任哑口无言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从头到尾看完了这篇报道。

　　事实上，在去年八月份之前，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

　　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俄联邦的人民需要的另一种真理。

　　“这个应该只是误会。”索比亚宁强调道，“语言不顺畅带来的误会。”

　　他还煞有介事地补充了一句，“语言很重要，想要在这里长期发展，应该掌握俄语的。”

　　王潇笑了笑，没有接他的话，只继续之前的话题：“我们在自由市场做了调研，大部分人都有意购买或者长租商店做生意。但是发生的这件事，大家都很害怕，害怕自己是下一个被塞了毒·品的人。”

　　“不会的。”索比亚林主任立刻表态。

　　事实上，他本来不应该这么着急。

　　莫斯科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都市，它的资产要私有化，应该会有很多人感兴趣。

　　但这些年，苏联人民被集体PUA了，领导层面的情况其实更严重。

　　所以他们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因为日益潦倒的现状而带来的自卑感，反复折磨，根本没办法理智地做正确的自我评价。

　　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私有化该如何进行，酒鬼总统和他的领导班底到今天都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

　　今天觉得这样做才好，明天觉得那样做才对。

　　高层的态度，严重影响了私有化的进程。

　　小商店之类的小型企业已经是私有化进展最快的了，依然到今天没能推进过半。

　　莫斯科市政府给自己下的指标是，截止到一季度结束，这项工作必须得完成。

　　但问题在于，随着卢布进一步贬值，工资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普通莫斯科市民已经彻底断绝了购买小型企业成为小企业主的可能。

　　而赚了钱的小商贩们，又在移民和继续留下来之间，反复摇摆不定。

　　自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到现在，苏联或者跟具体点讲，是俄联邦一直在经历移民潮。

　　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那些有产者，都选择了带着家产离开。

　　这是俄罗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双重损失。

　　莫斯科市政府开会讨论了现状，一致认为把商店卖给外国人，是眼下他们最好的选择。

　　首先，外国人有钱，可以掏得起腰包，而且他们下决定的速度更快，有利于推进私有化。

　　其次，外国人有货源有渠道，有能力带来大量莫斯科人民需要的物资。

　　可以这么说，眼下虽然俄联邦禁止食品和紧俏工业品出口，但这种自救效果当真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