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和往常一样，家里的两位女士都不理他。
饭后我又画了一会儿画，很早就洗澡上床，把自己严丝合缝地裹在被子里，熬到快零点才发了一条微信给秦皖：“新年快乐。”
零点一到，手机就和窗外炸响的鞭炮一样叮叮当当地响了好一阵子才安静。
我像一颗蛋一样蜷缩在黑暗里，打开微信一条一条地翻看，和往年一样，五条里有三条都是重复的内容，点缀着一模一样的花里胡哨的表情和符号，只有最底下一条不一样，也只有四个字，“新年快乐。”
我还想说点什么，对面已经打了微信电话过来。
“你那里在打仗啊？吵死了！”
我不得不拿着手机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走到客厅去接电话，客厅面向黄河，反倒比卧室安静。
“在放鞭炮。”我说。
“市区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吗？”他一副兴师问罪的口吻。
“这里是郊区。”
“呦，豪宅喽？”他笑了，“戴兰说她刚在你们小区买了套房，等退休了就去和你妈做邻居？”
戴兰，我想起瑞金宾馆里那个一直不拿眼睛看人的短发女人，我不知道她和我母亲关系有这么好。
“我不知道，我妈没跟我说。”我压低声音，看一眼父母的卧室，和客厅一样漆黑一片，他们也睡了。
“你知道什么？”他的笑有回音，但四周没有电视的声音，也没有人声，应该是在空旷的室内。
“好啦，早点休息吧。”停顿几秒后他话锋一转，语气也变得严肃：“打电话就是跟你说一声，过好年早点回来，有事跟你讲。”
“好。”
那个年我过得很忐忑，仅次于高考前的除夕，和母亲的对话始终不冷不热，像鸡汤放凉了沁出一层油，温突突的堵在心里，除了“快出来吃饭！”就是“还不睡觉？”
我想我们那时的关系是最微妙的，像小狼崽在成年后，母狼会把她咬出家门一样，尽管在之后很多年的观察里，我发现“孩子长大了要独立”这件事对很多家庭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严峻的事，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的，但那时的她可能比我更恐惧，因为她和我的父亲并没有多少托举我的力量，就像我们住的这套“豪宅”和她所谓的一些“关系”，都不过是撑门面的假把式，所以她才迫切地希望我能快速地、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尽管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几年里，除了书本知识，什么都没有被教授过。
而北方的冬天也是冷峻的，阴霾的天空底下是萧瑟的枯树，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们都板着一张受惯了生活磋磨而麻木阴沉的脸，北风呼呼地吹，一切都和春天无关。
整个春节都没有人来我家做客，我们家族本来就人丁稀少，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也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不来往了。
我尝试着联系了几个同学，但他们也都忙着考研或找工作，为了继续留在北上广深而各个心神不宁，备受煎熬。
我似乎没有再待在这里的必要，就提早启程回了上海。
宿舍没人，俐俐不过完元宵节是不会离开崇明的，我想她们当地的春节一定是热闹、质朴而笑容洋溢的，而我一个人在寝室，白天用电脑写毕业论文，投简历，晚上就裹在冻成硬板板的被子里，闻着枕头上潮湿的霉味看一些老掉牙的电影，却觉得比在家里安宁。
我实习的那家物流公司，很不幸，还没等到我毕业就倒闭了，原因是老板在外面养了个女人，头一昏要分一半家产给外室，这公司说白了就是一家夫妻老婆店，这么一折腾直接碎成渣。
“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发了这条微信给俐俐，还没等来她的回复，倒先等来了秦皖的催命符。
“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大年初四就回来了。”
“怎么不早说？”
“我不想打扰你过年。”
后来他告诉我，他从来不过年，因为没空，是在他车上说的，我当时大为震惊，直到后来我自己也没再度过哪怕一个完整的除夕。
“喏，这个拿去背。”他扔给我一沓厚厚的资料，上面全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类似于大象为什么不感冒，或者狗在沙漠行走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留下脚印，当然也有很多地理和奥数题目。
“不用全背，背个五六成就行了。”他手放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进银行笔试不是最重要的。”
“考拉为什么行动迟缓？还有这种问题。”我随手一翻，边笑边把题目读出来。
“问你呀。”他边开车边瞥我一眼，“我看你就像只考拉！帮帮忙，面试的时候稍微活络点，考官问你的问题回答错了不要紧，要紧的是精神面貌和反应速度，就算装也装得聪明点！”
我低头捻着书页半天没话，过一会儿抬头看他，说：“考拉吃的桉树叶有毒，他们行动迟缓是为了减缓毒素蔓延，不是笨。”
“……跟你说的话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那一天他还是带了我去玩，但也只是顺路，他女朋友在思南路看中一块，据他说料子不值钱，就是样子好看，女孩子嘛，心一热就买回去了，回去才发现上面有个缺口，让他来换，一定要一式一样的。
“这种东西她戴几天就不要了。”
我们站在思南路那家隐蔽的玉器店里，他背着手低头看单独陈列在宝蓝色丝绒盒子里的玉镯子，柔和的小射灯也难掩眼里的不屑。
他冲那镯子抬抬下巴，说：“你看，这么快又放了一只一式一样的，一式一样的东西最不值钱，还敢卖十万块，当我是冲头（冤大头）啊？不信你看，一会儿他肯定说不退不换。”
但我觉得那镯子真的很好看，很细，很巧，乳白色的玉石晶莹剔透，像有一层缥缈的云雾凝结其中，就是十万的价格令人咋舌。
“作得要死。”他说，“女人作的程度不能超过她的颜值。”说完他就把我撂下，转身去找老板单挑了。
但老板也和他想的一样，说不能换，因为搞不清楚那缺口是买之前弄出来还是买之后弄出来的。
我趁秦皖和老板争执不休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店里兜兜转转，确实都是很吸睛的小玩意儿：紫玉髓做的九尾狐，绿翡翠做的镇宅辟邪的双头龟……几乎没有重样的，但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一块白玉做的憨态可掬的小猫咪，趴在那儿伸懒腰，雕工惊艳，惟妙惟肖的，正看的时候秦皖趾高气扬地回来了，说搞定了。
“哦。”我直起腰，“那我们走吧。”
他板着的面孔还没收起来，看我一眼，再看我身后的时候神色微妙地变了变，有了笑意，冲那玉抬抬下巴，“喜欢？喜欢买给你。”
“我不要！”我背起手远离那块玉，边远离边摇头。
“不要就不要，你喊什么？”他皱起眉，但也没多少怒意，估计是方才一场恶战让他元气大伤，懒洋洋嘀咕了一句“拎不清。”就掀开门帘出去了，走的时候还抓了一大把老板放在竹筐里的糖。
“我只是喜欢猫。”我跟在他后面说，想缓和一下气氛。
“等你能养活自己了再养猫吧。”他说，折回来把一块糖塞我手里，和我并排穿行在人山人海的思南路，步伐慢悠悠的，眼睛扫过摆在街边吸引游客的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说不上新奇，也不喜欢，就是漫无目的地看。
“要毕业了，房子找好了吗？”
“还没有，上海太大了，不知道以后在哪个区上班。”
“我尽量安排你在市区。”
我仰起脖子看他，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影在他脸上流动，他面无表情地嚼糖，咬肌一鼓一鼓的，“市区工资高，抛头露面和往上爬的机会都多，但房租高，斗争也更激烈。”
他说着低下头看我，墨镜映出我茫然的脸，“你怎么说？”
“那还是郊区吧。”我回答。
“哼，真是带不动。”他摇摇头。
可最后他还是毫不犹豫把我踢进了市区。
第6章 雏菊
在我的事尘埃落定之前我还和秦皖见过几次，他除了跟我交代一下进度，就是带着我吃吃玩玩，用他的话来说，“工作了就没得玩了，趁我们的链条还没有闭环，我还能再带你在上海玩玩。”
第一次他直接就来了，当时我们学校举校迁往东海岸，我接到他电话后出校门，他正在临港的海风中凌乱，一脸不善，乱飞的黑发像熊熊怒火。
“快毕业了你搞什么？”
“不是我要搬的。”我很无辜，“学校发的通知，让我们搬。”
“瞎讲有什么好讲的？”他对着车上的镜子，把头发往后捋顺，“我去看了，多的是人没搬！”
“主要是我们导师也搬过来了……”我在镜子里冲他笑，“我改论文什么的也方便。”
“哼，连自己都骗，你就是老实，只要是个所谓的权威就能随便摆布你，听了指令就照做，也不管自己方不方便，舒不舒服。”
我心想是啊，要不你一叫就出来呢，早饭没吃，论文也一无进展。
但我没说话，等他打扮好自己，啪一声合上镜子，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在狂风中招摇的棕榈树，等气喘匀了，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不过也没办法，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要讨人喜欢，说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其实是不要给父母添麻烦。”
他狂打方向盘，“这样的父母是最自私的。”说完车子嗖一下冲出去，飞驰在平坦、崭新、一望无际的柏油路上。
“那我有没有给你添麻烦？”我没有说男女，但我们毕竟是男女，他几乎下一秒就反应过来了，“放心，啊，分了，我说了，女人作的程度不能超过她的颜值，超过了就是拎不清。”
棕榈树和娇艳如火的热带花在他脸旁飞速掠过，可他的脸没有温度，没有留恋。
“有话就说，别没事盯着人看。”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拎不清。”我犹豫。
“那你别问了。”
“好。”
……
“问吧问吧！问！”
“我就想问，是因为换玉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不算很作，就这样。”我赶紧见好就收，但他始终目视前方，一脸漠然，像放孔明灯一样地把我这个“拎不清”的问题放走了。
我们去五角场的次数最多，两次，因为他说他母亲住新江湾城，而且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也在杨浦区。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除了他像扫货一样把吃的喝的（最夸张的是一整张新鲜出炉的猪肉脯）不容置疑地塞给我，其他时候都是沉默的，连吃铜锅涮羊肉这种最热火朝天的食物，他也是吃两口就不吃了，一边喝竹叶茶解腻，一边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变脸，看了半天突然说：“不就是把脸皮一层一层往下剥吗？弄得跟真的一样。”
我觉得京剧演员没他变脸快，但也始终不敢说。
我想我们确实没什么好交谈的，因为轨道太远，重叠的部分太少。
记忆零零碎碎，印象比较深的是笔试前一天，我们去了一家叫鼎旺西点房的蛋糕店，他站在我身后抱怨我书包小，还不停往那小书包里塞透明塑料盒装的咖喱角、鸡仔饼、奶酪块和椰丝条。
那店也很小，就开在马路边，一片居民楼底下，深咖色的墙体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复古的情调，但时间长了，被汽车尾气一熏，就灰头土脸了，和他的身份并不相称。
“让你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他总算是塞好了，啪啪拍两下我的书包，语气神态很是大方，“吃好了明天好好考！”
那些点心我拿回宿舍尝过，又觉得配得上他的身份了。
第二天的笔试很中规中矩，题库我背了七八成，也就考了那七八成，数字变了变，“小王”变成了“小陈”，其他都没怎么变。
从考场出来后我就跟他如实汇报了情况，他很快打了电话过来，我们留了电话号码，因为他说微信电话不方便。
但地铁里信号依旧不好，他那天说了好多好多话，我什么都没听清，直到他说“问你呢，说话呀！”我才茫然地“啊？”
“好了好了见面说！”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但之后我们见面，他也没说什么，或者说了，我忘了，第一次去他家的契机我也忘了，但那天所看见的，听见的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他在车上接了个电话，五六分钟，他全程只听不说，挂了电话后言简意赅地宣布：“一会儿弯一下去我家，午饭在家吃。”语气和平常一样轻松，但脸色不好看。
确切地说那是他母亲家，不是他家，但他妹妹也住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亲妹妹，随他母亲的姓，叫金蒂。
他母亲住在新江湾城的一栋五层别墅，算上阁楼的话六层，装潢风格在我看来有些过于华丽了，是千禧年港台豪门剧的风格：千层蛋糕一样的水晶灯，欧洲宫廷风的蓝色油蜡皮沙发，灰色天然大理石瓷砖地板，墙壁上也铺着花纹繁复冗杂的壁纸。
还有花，哪里都有花，走几步就是一只巨大的釉彩花瓶，栽种着唇瓣造型的红魔帝，或者淡粉色的娇艳的梦香兰，我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生怕碰到这些比我还高十几公分的名贵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