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下来,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微妙。李卫国明显感到舒染不是一个能被轻易拿捏或者糊弄过去的人。她专业、严谨,而且不怕事。他那些惯常的和稀泥和报喜不报忧的工作方式,在她这里似乎行不通了。
这天下午,李卫国被局长叫去谈话。回来时,脸色不太好看。他径直走到舒染桌前,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
“舒染同志,这是局里刚收到的通知,点名要你参与。”他的语气复杂,带着点不甘,又有点如释重负,“是关于你那本《边疆基层教育标准化工作手册》的。领导看了初稿后很重视,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修订小组,由你主要负责,结合在指导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能在更大范围试用。”
舒染接过文件。是上级的正式通知,盖着公章。
“另外,”李卫国顿了顿,“局长说了,指导小组后续的工作,要更扎实,数据核实方面……让你多费心。”
舒染抬起头,看向李卫国。他避开了她的目光,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王娟惊喜地看向舒染,无声地说了句“恭喜”。
下班后,舒染独自走到教育局后面的小操场,她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这个消息,也需要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走。
手册的修订,需要更多的实践案例支撑,需要倾听不同地区、不同背景教育工作者的声音。她不能闭门造车。
还有陈远疆……他现在在哪里?是否知道她这里刚刚发生的转变?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白色的石头,这是畜牧连的孩子塞给她的。石头温润的触感,让她恍惚间又回到了那片土地。
她握紧了石头,然后转身向着办公楼走去。
第143章
兵团教育部的通知在教育局泛起了涟漪。舒染明显感觉到周围人看她的目光发生了变化。
李卫国再面对舒染时, 那份若有若无的优越感收敛了许多,语气里多了几分慎重。
“舒染同志,修订手册是大事, 需要什么支持,你可以提出来。指导小组这边的工作……”他想了想, “王娟可以先多承担一些基础汇总,你把主要精力放在手册上。”
“谢谢李组长。”舒染的态度依旧平和,“手册的修订离不开对一线情况的把握, 指导小组的工作能让我保持对全局动态的敏感,两者不矛盾。一些基础的核实和沟通,我可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完成,不会影响小组进度。”
她没有完全接受李卫国特殊照顾的好意, 这既是不愿授人以柄, 也是她真实的想法。
李卫国似乎有些意外, 看了她一眼, 没再坚持:“那你自己把握好分寸。”
接下来的日子, 舒染白天处理指导小组的日常文件, 在与各地区沟通时,她会更加留意那些能印证或补充手册观点的具体案例和做法。
她不再考究于数据, 而是会引导对方:“这个扫盲巩固率提升很快,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遇到困难?是怎么解决的?”这种着眼于沟通方式显然比单纯的质询更容易被接受。
晚上和周末, 她的小宿舍就成了临时工作室。桌上、床上铺满了各地汇集来的材料,还有她不断补充修改的笔记。她重新梳理框架, 将原本偏重畜牧连和周边牧区的经验, 拓展到更广泛的农业团场、边境连队和城镇初级学校。
她知道,手册要能推行下去,必须能回答一线教师最迫切的问题:没有教学资源怎么办?孩子年龄差异大怎么教?家长不愿意送孩子来怎么动员?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如何突破?
她摒弃了空泛的理论, 用直白的方式列举了大量来自基层可操作的办法。还特别增加了特殊情况处理的章节,收录了如何处理误解、如何应对突发危机、如何在物资极端匮乏时利用自然和废弃资源。
每一段描述她都力求真实,有可复制的路径。她反复推敲措辞,避免任何可能被曲解为标新立异或否定主流的表述,始终将基层的智慧置于政策和理论框架之下,强调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对通用原则的灵活运用”。
修订过程中,她主动找到了张雅琴。
“雅琴姐,我想麻烦您件事。”舒染语气诚恳,“手册修订需要参考更多兄弟省份,尤其是其他边疆地区的扫盲和基础教育经验,不知道资料室有没有相关的内部交流材料或者简报?”
张雅琴对这位年轻干部印象很好,爽快答应:“我帮你找找看,不过这类材料不多,而且有些是保密级别的。”
“没关系,能看的我就借阅学习,不能看的我绝对遵守纪律。”舒染递过一张纸条,“这是我目前梳理的一些重点问题,如果您看到相关材料,麻烦帮我留意一下。”
这种态度让张雅琴更愿意帮忙。
她也没忘记另一个在这边新认识的人脉。
一次加班后,舒染拿出一包从兵团带来的奶糖分给办公室的王娟。
“王娟同志,这几天辛苦你了,帮我分担了不少工作。”
王娟有些不好意思:“没事,应该的。你那个手册才叫辛苦,我看你天天熬夜。”
“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经验,我不过是记录下来。”舒染顺势坐下,像是闲聊般问道,“对了,你接触各地报告多,你觉得目前扫盲工作最大的难点,除了物资和师资,还有什么?”
王娟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怎么让学了的东西不掉。好多地方汇报说脱盲了,可过一阵子,不用就又忘了。还有就是,有些年纪大的家属,觉得自己学不会,不肯来。”
舒染认真记了下来:“巩固和动员,确实是关键。手册里得强调定期复习和实际应用,还得给老师们提供鼓励成年学习者的具体话术。谢谢你,王娟,你提醒我了。”
王娟没想到自己随口一句话被这么重视,眼中泛起光。
一个月后,手册修订的初具雏形。舒染没有急于上报,她找到李卫国和局长,提出了一个请求。
“局长,李组长,手册初稿基本完成了。但我觉得,闭门造车不行。我想申请一次短期的基层调研,不需要去远,就在咱们V城周边的几个团场和县镇学校,实地看看手册里的方法是否真的管用,听听一线老师们的意见。最多一周时间。”
李卫国第一反应是反对:“跑下去?时间紧张,而且……”
局长沉吟了片刻,看着舒染眼底的坚持,摆了摆手:“行吧,手册好不好,最终要一线说了算。去吧,注意安全,控制好时间。”
舒染的调研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团场子弟学校,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教学点,一个V城郊区的职工家属扫盲班。
天还没亮透,舒染就搭上了一辆前往团场的运粮拖拉机。驾驶室挤不进去,她就坐在后面堆叠的麻袋上。
同车的老把式看了她几眼,瓮声瓮气地问:“女娃娃,去团场做啥?”
“去看看学校。”舒染大声回答,声音散在风里。
“哦,学校的娃娃啊……”老把式不再多问。
到了团场,找到子弟学校时,正是第一节课间。学校是几排干打垒的土坯房,窗户上糊着旧报纸。操场上,孩子们追跑打闹着。校长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听说她是上面来的,有些局促地跟她握手。
“舒同志,欢迎欢迎,我们这条件差……”
“校长您别客气,我就是来学习的。”舒染打断他的客套,目光已经投向教室里,“能听听课吗?”
“行,行,您随便看。”
舒染没有去听安排好的示范课,而是随意走进一间低年级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读课文,声音参差不齐。她注意到后排一个小男孩,握着一截短短的铅笔头,在本子上费力地划着,字迹歪歪扭扭。课桌是长条木板搭的,上面布满刻痕。
课间,她走到那个小男孩身边,蹲下来,轻声问:“刚才的课你喜欢吗?”
小男孩怯生生地看着她,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
舒染从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硬糖,塞到他手里,又对围过来的几个孩子笑了笑:“大家分着吃。”她没有立刻问学习,而是指了指窗台上一个用泥巴捏的小马:“这个捏得真好,是谁做的?”
一个小女孩骄傲地举起手:“我!”
“真像!你能教教我吗?”舒染语气里满是欣赏。
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着。
等孩子们散去,她才像拉家常班主任聊起来。
“孩子们早上几点到校?路远的吃饭怎么解决?”
“铅笔本子够用吗?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家长支持孩子上学吗?有没有觉得耽误干活的?”
“上课内容,孩子们觉得哪部分最难?哪部分最有趣?”
她问得细,听得更细。老师一开始还有些紧张,见她只是记录,渐渐就放开了,倒起了苦水:“……可不是嘛,有的家里觉得认几个工分就行了,农忙时就不让孩子来……铅笔头用到捏不住,本子写了正面写反面……讲到课文里没见过的东西,娃娃们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舒染一边记,一边适时地分享她在畜牧连的经验:“我们那边用过烧过的树枝当笔,在沙地上写。也鼓励大孩子教小孩子,认名字开始,谁先认出全班的名字,就给个小奖励,比如一颗糖,或者一朵小红纸花,孩子们争着学……”
她说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土办法,班主任琢磨了一瞬:“这法子好!我们也能试试!”
离开时,舒染把包里带的一大叠背面能写字的废旧报表纸留给了老师。校长送她到门口,搓着手,语气比来时真挚了许多:“舒同志,你跟别的……不太一样。”
第二站是多民族聚居的教学点。
那里的路更难走,是连队的巡逻车顺便捎上她的。教学点就在连队驻地旁边,一间更破旧的土坯房,里面混合着七八个年龄不一的孩子,有职工子弟,也有附近牧民的娃娃。老师是个年轻的退伍兵,叫小赵,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舒染到的时候,小赵正在教“大小多少”,他拿出了仅有的几根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孩子们眼神有些茫然,尤其是那几个牧民孩子。
舒染没有打扰,静静坐在后面。课间,她走到那几个牧民孩子身边,用简单的民语单词夹杂着手势比划:“你的名字叫什么?”
一个叫巴哈尔古丽的小女孩羞涩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舒染拿出本子,用铅笔画了一朵简单的雪莲花,在旁边写上“花”字,又指着巴哈尔古丽头上的头巾,画了个波浪线,写上“头巾”。小女孩好奇地看着,用手指描摹那个“花”字。
她跟小赵老师交流时,先肯定了他的不容易:“一个人带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语言基础的孩子,太辛苦了。”
小赵挠挠头,憨厚地笑了:“没啥,就是有时候不知道咋教才好,他们听不懂。”
舒染这才拿出手册草稿里关于“多语言环境教学”和“图示法”的部分,用商量的语气说道:“小赵老师,你看,我们试着把字和画结合起来怎么样?还可以培养几个汉语好的孩子帮忙翻译,你觉得行得通吗?”
小赵看着那些简单的图示和方法,连连点头:“对对,这个直观!我咋没想到呢!”
舒染还注意到教室角落里堆着一些废弃的木箱和木板。她和小赵一起,动手把木板钉在木箱上,做了几个更稳当的小凳子和一个可以放杂物的小架子。
第三站是V城郊区职工家属扫盲班。
这个扫盲班设在厂区的一个旧仓库里,学员都是三四十岁的妇女。晚上九点开班,舒染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负责教学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干事,她在教“男女平等”,念着课文,下面的妇女们有的打哈欠,有的在纳鞋底。
舒染坐在最后,听了一会儿。等刘干事讲完一段,她征得同意后,走到前面笑着问大家:“大姐们,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来学习,累不累?”
下面传来几声不好意思的笑。
“我知道大家最想学的是什么。”舒染目光扫过众人,“是不是能看懂发给咱的布票、粮票上是几尺几斤?能看懂娃娃成绩单上写的是好是赖?能给自己爹娘写信不用求人?”
这话说到了心坎上,妇女们纷纷点头,气氛活跃起来。
“那咱们今天就先学这个!”舒染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张简单的布票样子,写上“布票”、“伍尺”、“姓名”。又画了个成绩单,写上“语文”、“100分”、“进步”。
她教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拆,结合着生活讲。让她们在自己的本子上模仿,互相看。
“对,就是这样,‘布’字这边像个架子,挂着一匹布……”
“‘进步’的‘步’,你看,像不像在走路?”
她不时穿插着鼓励:“张大姐,你这个字写得真端正!”“王大嫂,你都会写自己名字啦!真厉害!”
一堂课下来,妇女们兴致勃勃,下课了还围着舒染问。一位大姐拉着她说:“舒老师,你讲得明白!俺就觉得,这字啊,跟咱过日子是连着的!”
一周的调研结束,舒染带回来的不仅是满满的笔记,还有一线教师们对手册草稿最真实的反馈。她根据这些反馈,又一次对手册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和打磨,语言更加精炼,案例更加鲜活,操作性更强。
当她将最终修订好的《边疆地区基层扫盲与启蒙教育实用手册(试行版)》提交给了领导。
等待批复还要好一阵子,她只能继续投入到指导小组的工作中,同时开始着手整理调研中收集到的新案例,思考如何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对更大范围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和建议。
很快,那本手册就正以油印的方式,被悄然分发到边疆的各个地区,甚至其他省份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也有耳闻。
渐渐地,一些信件开始寄到V城教育局,收件人写着“舒染同志”或“手册编写组”。信的来处有偏远的牧场教学点、边陲小学……信中的内容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这本手册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