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想了想,自己得罪的人应该不少——但凡做事搞钱的,就没有不得罪人的道理。
她乐呵呵,半点不紧张,还明目张胆地给人上眼药:“哪个不懂事的?不晓得我们方书记日理万机啊,还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扰我们领导。”
方书记被她逗得噗嗤笑出声,一个劲儿摇头:“你这家伙,得了便宜还卖乖!”
什么人来告状了?台商呗!
人家在南非一时激动,把厂子给卖掉了。
回过神来,他后悔了,想把厂子买回头。
结果王潇死活不卖,把人给气了个够呛,完了还推荐他来江东办企业,亲手给他写了条子,让他直接找方书记就行。
他确实找了方书记啊,把状告到领导面前来了。
王潇气得跺脚:“哎呦呦,领导,你看这个人多难伺候呀。要卖厂的是他,我主动接手了,没让他砸在手里,他应该感激我才对,怎么能告状呢?”
方书记笑得不行,忍不住伸手戳她的额头,一叠声的“你啊你啊!”
她收了台商的企业,还以江东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帮省里招商引资,把人安排来江东,妥妥的一鱼两吃。
孙秘书在旁边笑:“领导,你少说了一样,她是一鱼三吃。”
她干嘛了?她还介绍南非的白人来江东当英语老师,好家伙,全省有点名气的中小学都疯了,一个个都想弄个外国佬去学校彰显他们的国际范,方便学生练口语。
王潇笑呵呵的:“这不是捎带手的事嘛,放心,这些白人老师大部分都是教育专业的,少部分不是的,也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困难的时候,最容易失业的就是文科生。
没办法,文科生就业的天花板高到没边,地板也低到没谱。厉害的可以纵横百阖,提溜的六国都乖乖听话。混得惨的,那是真的找不到工作。
王潇不是在南非招白人工程师和技工吗?就有很多白人文职也想过来应聘。
当时她就琢磨着,这些人在南非她的工厂用不上,也不能白瞎了资源。正好他们的英语很流利,没什么口音,干脆拉回国内当外教吧。
现在国内英语热,外教吃香。
多培养些英语人才,后面华夏加入WTO,也好适应国际经济活动要求。
她正好在南非有渠道嘛,不用也是浪费。
况且,虽然理论角度上来说,英语外教最好的人选应该来自英美。
但实际上,现在的华夏大陆基本上不可能找到英美人愿意过来当外教。
没别的原因,就是穷呗。
1997年,人家到亚洲,要么去日本,要么就是四小龙,再不济也是四小虎,干嘛要来华夏大陆呢?这可是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不行。
相形之下,南非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是眼下国内英语外教最好的选择。他们没什么口音,而且他们的工资标准要比英美低。
在南非找不到工作的压力下,他们愿意来华夏试水。
方书记笑得不行:“你还真是一鱼三吃,只要过了你的手啊,就没有被你放过的道理。”
王潇只是笑。
那当然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任何产业在刚兴起的时候入手,后面说不定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者有话说:
不好意思,昨晚加班到10点钟准备材料[化了]我也觉得很多检查没有任何意义,但形式主义就是这样。
第433章 都不消停:下一步该怎么办?
涅姆佐夫确实跟打了鸡血一样。
他回房放下行李,简单收拾了一下,再出来的时候,方书记表示,他旅途辛苦,一定累了,先休息,晚上给他办接风宴。
结果这家伙直接强调:“我不累,不用休息。”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王潇只想扶额,大哥,你的人情世故呢?你在俄罗斯不是挺会来事的吗?
涅姆佐夫脱口而出之后,也意识到不对,接待方肯定有自己的安排。
他正琢磨着要怎么把话圆回头,方书记先开口笑了:“既然你不累,那我们就先开个会,介绍一下情况吧。”
上了会桌,涅姆佐夫感受到了第一把震撼。
倒不是说江东省政府的会议室有多豪华,多气派,多高大上,论起排场,苏联的州政府办公室也不差的,更别说他经常出入的克里姆林宫了。
真正让涅姆佐夫惊讶的是,会议桌上的省政府领导做自我介绍时,用的都是俄语。
涅姆佐夫不至于自恋到认为全世界都该会说俄语。
尤其华夏在60年代初就跟苏联闹翻了,根本就不会把俄语纳为必修的外语课,按照会场上官员们的年纪来推算,他估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后来工作有需要才学的。
什么需要?总不可能是跟着苏联走的需要。
虽然80年代中期,华夏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缓和,苏联的第一任总统还访华了。但他同时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啊,没几年,苏联就解体了,哪里还有什么世界影响力可言啊。
不是为了苏联,那他们学俄语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对俄罗斯的贸易。
因为这儿有个国际商贸城,航班直飞莫斯科,每天都有大量的穿梭商人过来进货。
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按照王潇的说法,就是为了更好的给商人们提供服务,他们这些省级高官竟然学会了俄语。
上帝啊,这可是一个大省,拥有7000万人口的大省,在华夏能往前面排前几名的大省。
他们的官员为了穿梭商人,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涅姆佐夫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他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好一点,才不至于太丢脸。
投影仪亮起来的时候,王潇颇为惊讶。
果然,这个时代在飞速地发展,她上次在省政府开会的时候,用的还是手写的幻灯片,一张一张自己手工换的那种塑料片。
结果这才多长时间?省政府的办公设备已经鸟·枪换炮,直接升级为连着电脑的PPT了。
给俄罗斯访客做解说的是省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日常对接工作就是经济这一块的,说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他先从五小企业的概念说起,说到了上山下乡,说到了三线建设。
涅姆佐夫听着听着,才猛然发现,原来华夏的乡镇企业发展历程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五小企业,像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这五类工业企业,它们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乡镇企业,而是县域工业,工业集中区是县城。
它们的工人也是正经的工人身份,而不是农民。
正儿八经的乡镇企业,那种兼顾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企业,当时叫社办企业,起源更加不可思议。
比如说PPT上展示的一个典型的乡镇企业工业区,它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物。
按照六七十年代的规定,城市青年普遍都要下乡,从事农业生产。
江东军区的军二代们也如此,他们的父辈没有利用特权,把他们统统招入伍,而是让他们下乡去了。
但自己的孩子自己疼,让孩子真下田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他们又舍不得。
于是军工厂就在他们下乡的公社办了分厂,只要公社出地出工,其余的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等都由军工厂提供。
厂子办好以后,将这批知青招入工厂,虽然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但干的是工人的活,要相对轻松很多,而且收入也会提高不少。
至于说这些社办厂的订单、原材料和销路问题,都由军工厂包了。
后来其他城里的大厂也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解决自家工厂子弟生活太苦,家长心疼的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的很,只有办公室副主任解说的声音和他按鼠标发出的声响。
涅姆佐夫听得拼命压嘴角,生怕自己笑出声。
他现在相信,江东省政府确实把他当自己人,连这种黑历史都拿出来说给他听。
这不就是典型的特权主义吗?
如果说这些下乡知青辛苦的话,那么,农民就不辛苦吗?那些家里没关系的普通知青也不辛苦吗?
不过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后续知青回城后,工厂的分厂并不可能被一并搬走。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厂们也发现了分厂的好处,那就是大大压缩了生产成本——土地是公社免费提供的,农民进厂做工,工资只有城里的一半,甚至1/3,而且还不用工厂为他们的住宅、医疗以及子女教育负责。
在这种双方互惠互利的情况下,这些知青工厂就这么存活了下来,并且随着订单的增加而逐步发扬光大。
涅姆佐夫听的相当懊恼,为什么当初苏联不能来这一手呢?
虽然苏联是个工业国家,在解体前,农业人口的比重只有12%。但如果利用好了这12%,起码也能缓解偏远地区民用商品不足的窘境,而且还能给农场留下工业底子。
他在心中重重地叹气,又突然间想到华夏之所以会有三线建设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联的武力威胁啊。
结果当初的陈兵百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成就了华夏的乡镇企业。
涅姆佐夫都忍不住想,这可真是冥冥中天注定。
他就这么一点浮想联翩的时间,PPT的讲解已经画风在变,从成绩变成了问题。
讲解者给这类乡镇企业的定义相当冷酷:计划经济下的来料加工。
涅姆佐夫浑身一个激灵,半点神都不敢走了,就听着讲解点出了问题之所在——没有技术,没有市场,一旦上级工厂断供,这类乡镇企业就会立刻陷入困境。
比如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大批企业产品积压严重,工厂停工,依靠它们获得订单的乡镇企业也跟着停工,甚至到今天都没复工。
再比如说近年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又让一批这种类型的乡镇企业失去了订单,无法维持生产,只能关门大吉。
结论PPT上写的就是求人不如求己,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打开自己的市场。
作为对照组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乡镇企业,以嘉兴的洪合镇为例,最早也是上海下乡知青把毛衫带过去的,但是人家很快就建立起了毛衫交易市场,引来了大量的外地客商前往当地挑选毛衫,建立起了自己的销售渠道。
在诸多同期社办厂凋零关门的时候,洪合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毛纺城。
涅姆佐夫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要抓住机遇,也要不断创造更多的机会。
难怪伊万诺夫开会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指望等靠要,没有一个发展起来的地方是等靠要得到的。
一场介绍,前后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到了吃饭的点,才匆匆结束这场讲解。
但涅姆佐夫意犹未尽,跟着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还追着主管工业的领导请教,连餐盘里香喷喷的土豆炖牛肉他都顾不上吃一口。
现在省政府的食堂采取的都是自助餐模式,五菜一汤,自己选择合口味的,打完了,自己找位置吃饭。
方书记没有参与涅姆佐夫的求问,反而招呼王潇到自己身边坐下,笑道:“你这一回在非洲没少呆呀。”
手、脸、脖子都晒黑了,成了小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