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和小赵愈发笑得不行,小赵更是狂拍大腿:“对对对,昨晚你少说了一条,这也是个出路。”
王潇一整个大无语。
倘若他们讨论的是女性,她肯定要呵止。但男性的想法完全跟女性不一样,连伊万诺夫都觉得人家说他可以陪富婆,是对他X能力的认可。
所以,她只能呵呵,再顺带着提点了句杨桃:“人的工作能力和私德,往往不成正比。以后你要用的,是能做事的人,不是道德楷模。不要混淆了这一点,忘了企业追求的是效益。”
原本还在撇嘴的杨桃赶紧答应:“我知道了,老板。”
北京实行的“门前三包”制度确实有效,车子开上大马路的时候,积雪早被铲到道路两侧,剩下的,就是市政部门的环卫工把雪堆清走了。
感谢各家单位职工天不亮就爬起来的奋斗,汽车一路顺利地开到外国语学院。
如果不是轮胎碾压在冰碴上发出稀碎的破裂声,闭着眼睛,王潇甚至感受不到这座古城刚经历了一夜大雪。
车子停在阶梯教室外,包裹得严严实实,像只蚕蛹一样的王潇,又被保镖们抬下抬上。
腊月二十八,外国语学院早放寒假了,但校园里,半点也没冷清的意味。
一来,1994年的华夏交通上不发达,来自天南海北的大学生回趟家,单程在路上就能花费一个礼拜不稀奇,所以不少人只会在假期更长的暑假才回家。
二来,外国语学校的夜校火爆啊。
现在出国热席卷全国,大家想出去,起码得会两句外语吧,不然到了外面,岂不是成了哑巴。
所以,哪怕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提前准备年夜饭的大菜,炸四喜丸子的炸四喜丸子,炖豆酱的炖豆酱,炒合菜的炒合菜的时候,阶梯教室里也人声鼎沸。
连德语班这样的小语种,同样密密麻麻坐了上百号学生。
王潇从教室后门进去,看到的就是一团团白雾。
暖气不足,连玻璃窗都结满了冰花。
杨桃有点尴尬:“快过年了,学校也人手不足,而且阶梯教室本来面积就大。”
“没事。”王潇直接打断了她的话,还意味深长地点了一句,“你想太多了。”
她只是为了顺利拿到旧厂房的地,才接手安排这些工人出国的事。
她一不是党·委书记而不是团委书记三不是工会主席,她还关心工人上课的教室是不是暖气不足的问题?闲得她。
再说了,放眼全国,这种教室水平已经能排在前面了。现在空调属于奢侈品,多的是地方过冬全靠一身正气。
教室里的工人们显然也没把寒冷当回事。他们集体裹着棉大衣或者棉袄,一张张脸上写满的,有热切有茫然,也有焦灼和不耐烦。
热切盯着讲台的人,一边将黑板上的Chancen und Disziplin抄在还印有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笔记本上,一边跟着老师磕磕绊绊地重复Chancen und Disziplin的读音。
茫然的人,则跟着读也读不下来,只能等待讲台上的德语老师再慢慢重复。
焦灼不耐烦的工人,像一个个屁股上长出了疖子一样,根本坐不住,扭来扭去的,不时便发出吱嘎的响声。
可即便摩擦声刺耳,也没惊醒他们后排打瞌睡的中年女工。旁边人翻看《德语900句》的沙沙声,压根盖不住她们沉睡的呼噜声。
王潇看了一眼,并不在意。
她还不至于何不食肉糜地上前指责睡觉的中年女工,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因为猜也能猜到,这些女工除了上班之外还要照管家务,尤其现在要过年了,家里忙碌的事情多不胜数,她们能挤出时间来夜校上课,已经证明她们是想学习的了。
讲台上的老师带着大家念了几个Danke(谢谢!)、Apfel(苹果)之类的单词后,要求他们先休息会儿,10分钟后他再带大家巩固。
教室里的氛围瞬间轻松下来,一群人围在一起讨论在德国到底怎么打工,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哎哟哟,3月份中旬过去,开始割韭菜。
4月份,巴伐利亚的芦笋就要收割了。
6月份芦笋收割结束,摘草莓、蓝莓、越橘、桃子、杏子、樱桃的季节也到了。
8月份,把这些果子摘完,莱茵兰的葡萄也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季。
然后,10月份南瓜、苹果和橄榄,同样得摘了。
11月份,该去下萨克森州种植圣诞树,一直种到1月份,回来过年。
看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农民,想忙得话,一年到头都忙不完,辛苦的很。
不过无所谓,能挣钱就行。
听说在德国的农场干活,一个小时就能挣10马克,乖乖那可是四五十块钱。一天下来干10个小时,还不得四五百啊。
那干完一个月,刨除掉所有的管理费,怎么也能拿一万块钱到手啊。
天爷啊!在厂里上班的话,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哎,不晓得二月份有没有活,要有的话,也干嘛,待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
多干一个月,那可是一万块呢!
王潇示意保镖推着车到讲台边,夸奖正在擦黑板的老师:“您讲的可真好,您的汉语真地道。”
高鼻子灰蓝色眼珠老师笑出了声,他是东德留学生。
对,字面意义上的。他来北京留学的时候,东德还在呢。等他上了不到一年课,得,柏林墙倒了。
毕业以后,他回了一趟国,工作了没多久,感觉适应不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又回到了北京,干脆在外语学院教德语,顺带做研究。
高鼻子德语老师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一边笑一边解释:“那是因为我没想过要培养文学家。”
之前给这帮学生上课的是他的华夏同事,德国文学博士,他感觉对方的德语造诣给他还深。
但,就是这样高水平的老师,上的课,学生根本听不懂。
他听了一堂课之后,便发现问题了,那就是华夏的外语教育好像太过于有教无类了,似乎在不遗余力地把每一位学生都培养成杰出的文学大师。
上帝啊,你跟平均文化程度初中的工人们讲什么从句?他们当中好多人,写汉字都错别字连天呢。
你让他们听懂从句,搞清楚复杂的德语语法,你不是在存心为难人吗?
不要管什么主谓宾,把关键词能连在一起表达意思就行。
不用担心这样做,他们的雇主会听不懂或者感觉不舒服。
事实上,雇主对他们的耳朵和手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嘴巴。能听清楚最简单的指令,埋头干活就行,雇主没兴趣听他们任何表达。
工人们是去干活的,不是去当文化交流使者的。
德语教师说着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大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总是为简单的出国学习或者工作,赋予过多的不必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王潇笑了起来,未予置评,只表示:“那就麻烦您了,请教给我们工人更多实用的德语。”
赵青今天也特地赶到了夜校,好为老板介绍情况。
总共安排一万多名职工出国这事儿,对她来说,要比将南非以及坦桑尼亚的鲜花、水果和坚果打入北京高档餐饮住宿市场更麻烦。
这么多工人啊,这个想这样,那个想那样,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而且很多人天真无知到宛如智障,油盐不进,沟通起来,真是她生小孩都没掉过这么多头发!
好在,她的心血和汗水没白费,现在总算是差不多把人给安排的差不多了。
除了南非和坦桑尼亚之外,这批新要求出国的工人,赵青主要安排他们出国当基建工了。
当然,作为私人合资企业,单位没有权限安排劳务输出,这活只有国企才可能有资质。
不过,幸运的是,老板跟江东建工集团和江北交工集团关系不错,是后二者的大客户,几乎所有工程都交给它们做了。
投桃报李,赵青以单位的名义跟项目经理联系,表示希望能走建筑集团的途径,把8000号工人安排出国干活,后者立马答应了。
“主要是工人比农民好管。”赵青实话实说,“他们的劳动纪律意识强,遵守规矩的概念是刻在脑袋里头的,建工那边愿意要他们。”
王潇好奇了下:“都是什么项目啊?在哪个国家?”
“一个是巴基斯坦的项目,月薪到手2800,三年工作期,另外有完工奖金。派差不多5000个人过去。另一个在马来西亚,3000人。剩下的——”
她伸手指了下教室,“差不多1000人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另外一千人分散在南非以及坦桑尼亚。”
德国这个季节采摘工的项目,是被硬逼出来的。
因为不少工人吵着闹着,坚决要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和日本都行,搭钱进去也行。
实在没办法,赵青通过杨桃了解到,老板在罗马尼亚,还专门安排了人搞芦笋等种植项目,负责人是跟杨桃同一批进单位的。
赵青便立刻把主意打到这位负责人头上。
既然罗马尼亚人可以像候鸟一样,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那么是不是北京的工人也可以干这活?
大不了他们的工资更低点呗。
几个人一商量,嘿,别说,还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德国对季节采摘工的需求,堪比这时代新疆农场对采棉工的需要,来多少要多少。
至于政策限制,她们也狡猾地钻到了空子,通过老板在罗马尼亚控股的劳务公司(方便从国内带服装工人过去),把北京这批工人混编在东欧劳工中,再通过相熟的农场关系,办理3个月的季节性工作签证,再去德国。
“报名想去的人很多,这一千人是筛选后的结果。”
她优先选择的是下放过的回城知青。
倒不是她认为知青就特别能吃苦,而是因为知青下放的时候干过农活,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上手快。
而且现在知青普遍都有四十岁多岁了,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最大,且有家人牵绊的时候,做事更不容易冲动,晓得三思而后行的道理。
简单点讲,就是好管,不容易出事。
否则收工人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当管理费,分给罗马尼亚—德国关系百分之十,他们手上剩下的百分之十,还不够给工人们收拾烂摊子呢。
王潇又关心了句:“那没被选上的人,没闹?”
赵青笑道:“我告诉他们,去当基建工不会外语也没关系。”
因为大型国企承建的项目,工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相当于当年的三线工厂,不跟本地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耽误生活。
而且你在里面完全不怕孤单,周围全是华夏人。
这对看着外语单词就崩溃的工人来说,吸引力不小。
王潇笑了起来:“也好,交给他们管,我们不费神。”
正说话间,教室后面一个两鬓发白的老头儿磨蹭了半天,终于找到了王潇面前:“老板,你是老板吧。那个,我想问问看,能不能让我在德国一直工作啊?我是钳工,七级的,我有手艺,不能光让我摘葡萄啊。”
王潇看了眼老工人,提醒他:“你可以问问老师,他是德国人,他更了解德国的政策。”
老头儿满脸愁容:“他就是说不行,讲要重新参加德国的技能考试,德语的,我哪会呢。”
王潇平静地看他:“你不会,那我也没办法啊。”
老头儿眉毛竖起来了,声音也高了八度:“我有手艺啊,我会干活啊!”
王潇简直无语了:“德国不缺技工。你不要忘了德国是东西德统一的结果,柏林墙倒了以后,东德的工厂从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转变,难以适应。好几百家工厂都倒闭了,要么兼并了。失业的东德技工们自己都在街上打砸苏联机器泄愤,找不到工作。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德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