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甚至还走了会儿神，想到了以后罗马尼亚族人也不愿意生小孩，罗马尼亚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茨冈人（吉普赛人），估计那位部长先生知道了，会崩溃吧。

　　阮小妹听话筒里，老板似乎不怎么感冒的样子，赶紧转移话题说工作的事。

　　“我们跟少年宫合作，找了老师，专门教像安娜一样的小孩做甜点做手工，等到培训结束，考核合格以后，就到店里来上班。到时候做成一个示范基地，估计生意不会差。嗯，布加勒斯特政府表示可以免税。估计安娜以后也能养活自己了。”

　　这个倒霉的姑娘，阮小妹是真同情她了。

　　敢想吗？她从福利院被救出去之后，并没有从此天下太平。

　　不是她姐劳拉又把她给送去福利院了，而是她莫名其妙在上学路上失踪了。

　　因为安娜自己会坐公交车，所以从中学起，她都是一直自己独立去上学的。

　　同学没见到她人，以为她冻到了生病了，在家休息，没太在意。

　　一直到劳拉下班回家，没见到妹妹，才发现出事了。

　　然后就是满世界地找人，但怎么还可能找得到呢？

　　那个时候，安娜都已经离开罗马尼亚了。

　　没错，你说巧不巧，普诺宁少将在火车卧铺的床底下发现的那位被迷晕的少女，就是安娜。

　　大约是因为她在福利院已经做过体检配好型了，所以，即便有记者关注她们姐妹，那些人仍然敢胆大妄为地掳走安娜。

　　如果不是普诺宁刚好上了那节车厢，察觉到不对劲，救了这个倒霉的姑娘。

　　也许现在，她正躺在公海某条幽灵船上，充当供体。

　　毕竟，总有人不相信“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总认为自己有资格偷别人的命。

　　阮小妹忍不住想叹气：“劳拉一晚上老了10岁，一直打自己的耳光，后悔得不得了。”

　　王潇没啥感觉，她这人不太容易跟别人共情。

　　再说，劳拉痛苦，真正的原因在于，她清楚地明白，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曾经真的想丢下妹妹不管的。

　　不要说什么她不知道福利院的危险，罗马尼亚的福利院情况不好，是众所周知的事。

　　她一个30岁的人要是再坚持说她以为福利院很好，那未免太虚伪了。

　　只能说，既然都活这么大了，她也该学会自洽了。

　　人最爱自己，有什么错呢？

　　只有想明白这一点，她才能真正走出来，不再自苦。

　　阮小妹虽然也没生小孩，但显然比老板爱心更充沛。她颇为担心：“就怕那些人还会过来抓安娜。”

　　王潇可算安慰了句下属：“那倒不用太担心，会有人盯着她的。”

　　她们都能想到安娜已经成为目标供体，普诺宁要是想不到的话，他也别在莫斯科的政坛混了。

　　说不定现在安娜身边的安保力量，比她这个大老板还强大。

　　但王潇不想详谈这件事，直接跳过了话题：“债券的事情怎么样了？”

　　阮小妹暗暗在心里给自己上了弦，昏头了，分不清主次。

　　她赶紧汇报：“这边通过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系统挂牌，来规避《外资证券法》监管。”

　　王潇赞同：“销售的事情，你多费点心。”

　　真没办法，她手上能用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国际金融人才实在太少，或者干脆约等于没有。那只能她这个老板自己上手搞了。

　　为了发行这8000万美金的债券，她还特地成立了离岸公司，又在国内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名义向外汇管理局申报，然后利用现在《结售汇制度》的漏洞，将资金记为“设备采购预付款”。

　　真是应了那句话，野蛮生长的年代，什么都不能细查，否则你会发现就跟三角债一样，根本清不下去。

　　她挂了布加勒斯特的国际长途，北京的电话又接进来了。

　　杨桃的声音难掩兴奋：“老板，200亩地，又有四家迁出去的工厂，想把旧厂房给我们。要求和丝带厂一样的标准！”

　　啧，终于来了啊。

　　那她可得赶紧去北京好好谈，看怎么才能把楼高争取到最大。

　　作者有话说：

　　本来是想些一章番外来收尾罗马尼亚事件的，但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点复杂，我要是直接以当事人的视角写番外，估计比较难以说清楚他们的行为。所以想了半天，还是以王潇推理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案件。

第262章 从上海到北京：轮椅女皇

　　杨桃能拿下这么多旧工厂用地，当然不是守株待兔的结果，而是主动出击的成效。

　　老板在北京挖掘了赵青和朱晶晶，给了她巨大的压力。

　　所以她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做出成绩来。

　　但是她手上已经有40亩地的工作，老板也把其他业务分配出去了。

　　这个时候她再伸手，那就是从别人的碗里捞菜，哪怕她能做好，坏了规矩也讨不了好。

　　所以她放弃了做大，而是改成做强。

　　怎么个做强法呢？那就是把旧厂房用到极致。

　　既然红星织带厂的职工为出国和原价房狂热，那其他工厂的人呢？她就不信他们不动心。

　　只要宣传到位了，那就不用她想方设法去拿地，而是有人把地直接送到她手上来。

　　果不其然，在她找记者宣传了红星织带厂职工的安置方案后，立刻就有工人找上门，询问出国和房子的事。

　　杨桃抻得住，只说织带厂的政策，其余的半句都不说。

　　她也不走上层路线，跟其他开发商一样，想方设法去搞定政府和工厂领导来拿地。

　　她就等着职工们自发行动起来，把地抬到她面前。

　　所以，各家职工们是怎么回去跟他们厂领导吵的，她不管。

　　她稳坐钓鱼台，就看着各家工厂的职工，为了争取到出国名额和安置住房，自己先互相压价。

　　也正因为这样，她才能拿出漂亮的成绩单送到老板面前：“这几家厂的职工都表示，他们可以交钱办出国手续，只要不超过5000块就行。”

　　职工主动找上门说这事儿的时候，杨桃都震惊了。

　　大概是因为她在将直门商贸城工作过，看多了人出国，所以尽管她知道现在出国热，但也没想到大家能执着到这份上。

　　5000块啊，是现在好多人一年的工资了。

　　他们甚至只要求把他们办出去，至于出去以后要怎么找工作，怎么生存，他们都可以不做任何要求。

　　王潇听了在心中呻·吟。

　　天奶，她为什么道德底线这么高？她但凡底线低那么一点点，靠着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蛇头生意，她也能赚的盆满钵满。

　　哎，算了，快钱不好挣，容易影响她后面的海外生意布局，她还是收一收口水，老老实实把人给安排好吧。

　　她招呼杨桃：“这些厂职工要求出国的事儿，你把情况理一下，转交给赵青接手处理。对了，现在有多少人想出国？”

　　杨桃都屏了下呼吸，才回答问题：“加在一起，差不多一万。”

　　真的，那么多人找过来时，她甚至有一种在公园里看到一堆人头顶铝锅练气功，坚信这样就能接收到外太空能量信号的荒谬感。

　　王潇也想扶额，只能叮嘱下属：“交给赵青，让她拿出方案来。一会儿我给她打电话说这事，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我去完上海，回头就去北京谈楼高的事。”

　　反正她绝对不允许被人压一头！

　　王潇雄赳赳气昂昂地先杀去上海了。

　　原因无他，攻坚克难都得从难度系数小的活儿上。

　　眼瞅着都要过年了，要是她先飞北京，啃不下那块硬骨头，岂不是连这个年都过不太平？

　　相形之下，还是先去上海比较合适。

　　飞机抵达虹桥机场，保镖推着坐轮椅的老板出机场。

　　远远的，便有人挥舞手上的接待牌：“王总，这里。”

　　王潇吃了一惊，赶紧示意保镖推她过去：“哎哟，胡总，方科长，怎么还劳烦你们跑这么远啊。”

　　科技园开发公司的领导和干部更惊讶：“这是？哎呀，王总你这是？”

　　王潇立刻重重地叹气：“别提了，我听说德国有单位要去莫斯科把他们微电子所全部打包挖走，就赶紧退了火车票，坐飞机过去了。结果，就是这么倒霉，碰上飞机出事了。”

　　胡总和方科长集体大吃一惊。

　　主要是现在国内坐飞机的人少，大家下意识地便觉得飞机跟自己关系不大。

　　所以，即便欧洲那场特大空难震惊全世界，他们也只是在新闻上看过了，就看过了。

　　方科长一时间都忘了党员干部不能搞封建迷信，双手合十直呼：“阿弥陀佛，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哟，您都受伤了，怎么不好好休养啊。”

　　王潇摇头：“那不行，和俄罗斯合作的开发计划，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幸亏搜救队找的及时，不然我就被德国人抢先了。那个，胡总，等上车，还请你看一下我们的方案，帮忙给管委会打申请啊。”

　　胡总陷入了一瞬间的怔愣。

　　他在工业部和科技部都待过，他主持科技园开发公司的工作，也已经半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他没少跟商人打交道。

　　但他感觉自己似乎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商人？

　　飞机出事，真正意义上的九死一生，腿断了，绑成木乃伊，都不休息，而是继续坐着轮椅东奔西跑地工作。

　　这样的企业老总，他头回见。

　　所以，等他回过神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是：“你怎么还坐飞机回来啊？”

　　方科长也反应过来了，是啊，她才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空难，据说根本没几个人活下来的空难，她难道不该对飞机产生严重的心理阴影吗？

　　她以前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公认的强人。他经历空难，机尾碰上树，飞机断成两截之后，他果断跳下飞机，继续后面的活动。

　　但这事儿过后，他不到迫不得已坚决不坐飞机。

　　现在，王总明明可以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的，她竟然还坐飞机！

　　方科长是这么想的，也这么说的。

　　王潇却露出了诧异的神色：“坐火车？那不行，坐火车要一个多礼拜呢，你们都放假了。我总不能大过年的，还把诸位领导从家里拽回来，为我操劳吧。”

　　她摇头，“那我岂不是比周扒皮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