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农村土地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眼下温室大棚当真一日不如一日，被废弃的日益增多。

　　华夏人倒是想承包，但问题在于它的产权比较复杂，大家自然懒得踩雷，宁可自己搞塑料大棚。

　　众人不由得唏嘘，一个国家的衰败，当真体现在方方面面。

　　越过这一片温室大棚，前面愈发热闹，已经能够看到烧烤摊。

　　车子停在道路尽头，大家下车一看，嘿，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啊。

　　伊万诺夫东张西望，突然间，他脸上的表情从欢快变成了紧张。

　　他伸手拽王潇的胳膊：“王，那是你们的记者吗。”

　　王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认识心中警铃大震。

　　糟糕，《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了。

　　如果他们一宣传，岂不是会有上百万的华夏人，一下子全跑到罗马尼亚来了。

　　那可真会变成一场灾难的。

　　作者有话说：

　　关于打火机，资料如下：

　　打火机在中国广为流行，还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候，世界上流行的是日本与韩国生产的金属打火机，由许多海外侨胞回国探亲时带回。

　　只是这些平均售价超过300元人民币的金属打火机，对当时年收入不到千元的中国人来说，实属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面对这么昂贵的稀罕物，精明的温州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80年代，温州人凭借对市场的嗅觉，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鸡毛飞上天”的创业奇迹。

　　通过对进口打火机的拆解和研究，温州人很快研发出首批国产金属打火机。

　　“不要298，也不要198”，靠着超强的仿制能力，温州人将数百元的打火机，硬生生降到了百元以内，利润依然可达50%。

　　当蓝白相间的火苗在温州一处处简陋的作坊点燃后，这些“山寨”打火机迅速以价廉物美的特点火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扬名海外。

　　温州生产的打火机能远销海外，离不开两位当地商人的贡献。

　　80年代中期，一位叫做李中坚的小伙，陪着香港回来探亲的表哥逛街。

　　表哥发现温州生产的“山寨”日韩等国的打火机，质量虽说还有一定差距，可外观真假难辨，关键是价格还不到正品的一半。

　　这位在欧洲经营贸易的表哥眼前一亮，立即让李中坚帮他采购了6万只各式各样的打火机，打算贩卖到欧洲。

　　为了这笔大订单，李中坚忙得不亦乐乎，一边与表哥在香港和上海成立外贸公司，一边在温州紧锣密鼓安排着订单。

　　等这批价格低廉的山寨打火机出口到欧洲后，价格已翻了好几倍，李中坚和表哥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还接到了后续的订单。

　　首战告捷，让李中坚意识到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市场的巨大商机。他觉得与其把利润给那些小厂，还不如自己开厂来售卖，质量与交货时间不仅有保证，赚得也更多。

　　1992年，李中坚开办了温州东方打火机厂，专攻外贸市场，当年纯利润就达到了3000多万。

　　有意思的是，这位温州商人还是一个特型演员，曾出演了很多历史和战争剧。

　　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商人黄发静与妻子陈阿芬也盯上了打火机，创办了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

　　由于李中坚凭借出口打火机一夜暴富，引来许多人投资办厂，纷纷参与到打火机贸易中。

　　到80年代末，温州全市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产业相关的配件企业更多达上千家。在赚钱这件事上，温州人是认真的。

　　90年代初，日本发明了一款价格极为低廉的塑料打火机。

　　这种打火机是一次性产品，既方便烟民，同时也是希望以低价来抵制来自温州的金属打火机。

　　由于这种塑料打火机主要部件中的电子点火器和密封圈只能进口，按照温州当时的生产条件，制造成本要远超日本。

　　日本人很得意，觉得在关键技术上终于制衡住了温州打火机厂商。

　　可惜日本人还是小看了聪明的温州人，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国遍地都是塑料打火机，全部是Made in China。

　　震惊不已的日本打火机企业组团来温州考察，可结果让他们无言以对。

　　原本进口单价至少4元的电子点火器，温州人自己做，最初是2元左右，规模生产后，价格直接降到0.3元以下；密封圈，进口价在0.2元左右，温州人更是将其降到0.005元。

　　更夸张的是，某些打火机厂家通过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把售价缩减到近1/30。

　　而日韩当时生产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无论怎么控制成本，售价都不会低于4美元（约30元人民币）。

　　而同样一款塑料打火机，中国出口售价却不到1美元。

　　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日韩打火机企业彻底崩溃，不得不宣布退出塑料打火机市场。

　　要知道，日韩是全世界塑料打火机生产最重要的国家，退出该领域后，等于拱手将一大半的全球市场让给了温州人。

　　从1992年到1994年，仅2年时间，中国对美国塑料打火机销量从最初5000万只迅速增长到近3亿只。

　　面对这样的骄人战绩，中外媒体纷纷以“温州打火机打败日本韩国”为题争相报道。

　　从那以后，温州打火机“独步天下”，不仅在金属打火机的款式上不断翻新，更将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以不足1元的成本做到全世界垄断的地位。

　　这，才是真正的把价格打下来了。O(∩_∩)O感谢在2023-12-2101：12：33~2023-12-2207：04：03期间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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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请给我们一年时间：粮食可以换天然气啊

　　《人民日报》的张记者也是听罗马尼亚《真理报》的同行提及，才知道布加勒斯特城郊，有这么一场由华夏商人发起的活动。

　　其实猪肉节算罗马尼亚的传统节日，每年二月份都有各地组织屠夫开展杀猪比赛，然后再将屠宰的猪肉制成各种美食。

　　但这两年，由于国家政局的动荡，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得原有的集体经济模式破产了，谁都说不清楚到底该由谁继续组织这项活动。

　　加上眼下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更加懒得在这事上花心思了。

　　最后兜兜转转，竟然变成了布加勒斯特的华夏倒爷倒娘听说后，觉得可以把这活动搞起来。

　　毕竟人类长了嘴，不一定个个能讲，却绝对人人会吃。

　　张记者听说后，立刻心动了。

　　多好的新闻题材，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华罗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情。哪怕政权更迭，也依然坚挺的友情。

　　张记者二话不说，一大早就跟着《真理报》的同仁，从布加勒斯特出发，跑到农村来参加猪肉节了。

　　现在，他们站在摊子前，嘴里吃着华夏风味的炸蔬菜串和炸火腿肠。虽然还没瞧见杀猪，大家已经兴味盎然。

　　实事求是地讲，罗马尼亚的乡村建设还是很不错的。国家给农民修建的居民区集中在一起，房子很新。

　　瞅见王潇朝自己方向走来时，记者同志还高兴地冲人挥手打招呼：“王总啊，你们也来了，好巧。”

　　结果他灿烂的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三秒钟便凝固了，因为王潇开门见山跟他说，有个不情之请。

　　他好不容易敲定的选题要黄了，因为王潇请求他不要深度报道罗马尼亚的华商群体。

　　哪怕他们值得被讴歌被赞叹。

　　“国内了解外国的渠道实在太少了。”王潇认真地强调，“但凡《人民日报》说华夏商人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很好，那么我敢打赌，起码有百分之一的读者会跃跃欲试，立刻冲到罗马尼亚来。华夏有10亿人民，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那也是一百万。百分之一的话，就是一千万，罗马尼亚总共只有两千万人口而已。”

　　《人民日报》的张记者被取悦到了，因为王潇的潜台词是所有华夏人都会看《人民日报》，而且无比信任它。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现在纸媒十分发达，但估计眼下华夏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具备看报纸的习惯。

　　但一亿读者，也是非常惊人的数量了。

　　张记者仍然舍不得，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选题，会引起轰动，引发很多关注的选题。

　　这是记者的职业本能告诉他的，没有人喜欢平庸。

　　《人民日报》人才济济，他也能够公派出差来一趟罗马尼亚，也不容易。

　　他当然希望带着好选题回国，而不是不痛不痒地写一篇《布加勒斯特访记》之类的文章。

　　毕竟现在谁会对布加勒斯特感兴趣呢？

　　哪怕齐-奥塞斯库是华夏人曾经最熟悉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报纸广播曾经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他的信息。

　　但那也只是曾经。

　　事实上，现在华夏人估计都没几个知道眼下的罗马尼亚领导人究竟是哪位，而且也不关心。

　　它事实上已经过气了。

　　张记者试图说服王潇：“他们值得被宣传被歌颂。在国内，个体户总是被误解，被扣各种帽子。但他们白手起家，在国外做成了国内很多大企业都没人完成的事业。现在国家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就是正面典型啊。作为媒体，我们就应该报道这样的优秀典型。”

　　王潇直接反问他：“张记者，那我能否请问你，你为什么想过来采访他们呢？”

　　张记者不假思索：“因为他们做的好，自发组织了猪肉节，和罗马尼亚人民打成一片。”

　　王潇保持微笑：“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因为这个猪肉节？因为他们做了作为商贩本职以外的事情，所以才被关注了？”

　　布加勒斯特街上五颜六色商亭，但凡走进这座城市的人都能看到。

　　张记者不可能没瞧见，但在此之前，他也没有任何要采访倒爷倒娘们的意思呀。

　　现在因为一个猪肉节，他才对这个群体产生了兴趣。

　　王潇慢条斯理地往下说：“结果因为这篇报道，一下子来了好多华夏人，他们都是现在这些商贩的竞争对手。

　　大家知道始末之后，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多事，因为想和当地人打好关系，因为想要延续华罗两国传统的友谊，结果反而给自己找来了麻烦。

　　那么经历过这件事，他们以后会怎么做？我是一个商人，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怕麻烦。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一会儿他们不会再做任何类似的事了。毕竟——”

　　她笑了笑，“多做多错，不如不做。反正维护两国友谊的事情，说到底，也算不得是小老百姓的任务。”

　　醒醒吧，大哥。

　　现在东欧易帜，再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好兄弟”挂在嘴边了。

　　眼下民间发力至关重要。

　　你还想断了这条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