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被打工人痛恨的事，一边要求九九六，一边恨不得职工每个月只拿九百九十六块。

　　把工钱提高了，自然能招到人。

　　真的，现在的工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工人，当真相当能吃苦。

　　比如说她舅舅舅妈，在周镇工厂上班的时候，碰上旺季，起早贪黑的加班。一个月多出三四十块的奖金，他们能开心得要命。

　　只恨不能天天加班。

　　就是基层劳动者最简单的心态，多干活没问题，辛苦也没问题，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

　　除了推销云锦定制服装之外，王潇还接了10单中介生意。

　　什么单？当中人帮倒爷倒娘介绍买商铺呗。

　　眼下苏联刚解体个把月，莫斯科的倒爷倒娘尚处于游击队状态。

　　大家常规的经营模式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旅馆出发，带上手推车载着货物到自由市场占据好位置，卖到天黑收摊回旅馆。

　　这么做能挣钱吗？能，非常能。谁让俄联邦乃至整个独联体国家区域都缺乏轻工业品呢。

　　但正因为太挣钱，做久了，想长长久久经营这门生意的就计划鸟-枪换炮了。

　　尤其在他们看到华夏商业街的火爆之后，更加坚定了不少人想盘店固定做生意的心。

　　可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把商店搞到手啊。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甚至连一句俄语都不会说，遑论了解俄联邦的私有化政策呢。

　　那他们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本地的老华侨跟华人求助？别说不是一路人，做生意的能在一家饭店吃饭，那都算熟人！

　　咳，这件事情就有点尴尬了。

　　莫斯科上了年纪的华侨华人不多，且九成以上都是当年滞留未归甚至主动向苏方投诚的留学生。

　　1960年中苏闹翻的时候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从国家领导招待他们的饭菜的简陋状态，意识到了国内经济状况不好。后来哪怕国家主席亲自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回国，他们也拒绝了。

　　当然，要问他们现在后悔不后悔，十之八-九是不后悔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给他们写信的国家主席都被弄死了，何况是当时回了国的他们呢。

　　但不管他们后不后悔，他们在苏联的日子都谈不上多畅快。

　　监视，秘密警察几十年如一日的监视从未消失。

　　冷遇，永远进入不了重要工作岗位的边缘化始终存在。

　　故而尽管现在俄联邦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他们的监视，但他们依然不乐意跟政府机关打交道，也缺乏这方面的门路。

　　在这种背景下，王潇这个成功的先行者自然成了大家眼中的指路明灯。想留在莫斯科大展拳脚的倒爷倒娘都希冀从她这儿取到真经。

　　他们要求也不高，如果三百平方米的商店就行。

　　现在天寒地冻的，在露天市场摆摊实在太折磨人了。

　　王潇痛快答应：“行，那我给你们问问莫斯科市政府。”

　　她是真欢迎同胞留下来扎根发展的。

　　因为从打游击变成阵地战，就意味着经营者必须得注重自己的口碑，更关注产品质量。

　　否则你卖的货不行，人家能直接找你算账的。

　　这样的人越多，进入莫斯科的华夏商品的整体质量就越有保证。

　　大环境好了，吃这碗饭的人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菜鸡互啄永远没有前途。

　　当然，她如此热心，还有个原因。

　　倒爷倒娘买商店是愿意掏美金的，她当中间人倒成卢布支付，好歹能多消耗掉点卢布。

　　蚊子再小也是肉嚒。

　　王潇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大家对商店的需求，又笑着保证一定会抓紧时间，这才打招呼去了最后一个小厅。

　　这里的知识含量应该是一溜儿的小厅最高的地方，因为里面坐着的有在莫斯科做调研访问的学者，也有使馆的几位工作人员。

　　后者不说了，工作需要，过年也回不了家。

　　可要问前者为啥没回国？难道是因为请不了假吗？

　　非也非也，这跟现在微妙的国际政治气氛有关。

　　有的学者原本不是研究东欧苏联问题的，但苏联解体时他（她）刚好人在这边。对扎实搞社会调研的人来说，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千载难逢实地调查的机会，故而干脆留下了。

　　至于为什么过年都不回去？因为他们害怕回去就出不来了啊。

　　这还不是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类的，而是现在国内也很紧张，各家单位都在搞一轮接一轮的政治学习，生怕发生叛逃事件。

　　出事了，领导可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大使馆今天常规是要组织莫斯科的留学生过年的，所以出来吃饭的人很少。

　　他们也很谨慎，不管桌上的人说什么，都保持倾听的姿态。

　　王潇他们敲门进去的时候，里面正有个女同志在抱怨：“俄联邦现在真是乱七八糟。在海关申报外币的时候，海关关员就勒索我们的圆珠笔。开多边会谈会的时候，我问组委会在哪里下榻，又什么时候举办记者招待会。结果一问三不知，好不容易有人回答了，三个人能给我三个答案，还一个都不正确。”

　　其他人只是笑：“习惯就好，现在他们自己都是糊的，谁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门开了，王潇他们进去，原本抱怨的女记者才停下了声音。

　　王潇也装作没听见，只笑着和人打招呼。

　　原本背光坐着的人侧过脸冲她微笑：“王总真是容光焕发，这一身真漂亮。”

　　王潇不假思索地接口：“哎哟哟，还是您有眼光。我穿着走了一路，你是头个主动夸的，你……”

　　她的眼睛“嗖”的亮了。

　　小哥哥啊，华夏驻日大使馆的小哥哥，她没吃到嘴里的唐僧肉。

　　王潇瞬间笑靥如花：“吴先生你调到莫斯科来了？那可太好了，什么时候你有空，我必须得专门请你吃饭。上次在东京多亏你帮忙，现在我们工厂已经正式投产，产品也在日本和欧洲销售了。我现在特地给领导汇报下。对了，不知道我寄给你的明信片你收到没有？”

　　有学者好奇：“什么工厂啊，你们打入外国市场的产品是什么？”

　　倒霉的吴先生立刻尴尬说话：“我没调到莫斯科，我是过来有点事。你的贺卡收到了，很漂亮，非常感谢。”

　　王潇立刻冲刚才提问的学者笑了笑，又追问人家好看的小哥哥：“那以你的眼光看，这样的明信片在日本会受欢迎吗？我们今年的圣诞贺卡在欧洲很受欢迎。”

　　这当真是无心插柳。

　　钢铁厂的印刷厂做了挂历投放到市场上卖，顺带着也做了些贺卡。

　　结果布达佩斯倒爷很喜欢，拿回去之后又紧急要求再来10万张，居然卖得一干二净。

　　搞得波兰倒爷十分懊恼，他为什么没早点发现华夏的贺卡也很不错。

　　王潇看出来小哥哥不想谈论爱之力都事，自然从善如流。

　　吴先生却摇头，只能遗憾表态：“我不知道，我不懂生意。”

　　王潇不用他懂生意呀，她只是想跟小哥哥套近乎，好把人家拐上床，吃干抹净而已。

　　向东在心里嘀咕，看样子王潇真打算开拓日本市场了，不然没理由对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么热情。

　　他哪里想得到，他的老板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日本市场，更是香喷喷的唐僧肉啊。

　　可惜王潇还没跟人多寒暄几句，小厅的门就被敲响了。

　　先前跟王潇打过交道的倒爷醉醺醺地过来，伸手指着包厢里的人，一边打酒嗝，一边给跟在他身后的老毛子介绍：“哝，这些都是文化人，他们才可能看得懂。”

　　那位老毛子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眼镜。

　　好吧，王潇压根分不清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相貌上的区别，现在又不好说人家是苏联人，唯有统称老毛子。

　　他有点局促又有点尴尬，主动做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打扰诸位了，我是波洛依科夫，我在俄联邦政治经济研究所工作。我这趟来冒昧地打扰诸位，想请问你们有没有谁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感兴趣？”

　　众人面面相觑，几位使馆工作人员更是脸色大变。

　　虽然现在华夏已经承认了苏联解体的事实，并同俄联邦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但事实上，现在政治环境依然微妙。

　　在京城饭店，这个曾经被kgb监听了几十年的地方，说什么对俄罗斯方面政治经济研究成果感兴趣，不是没事找事吗。

　　不是外交人员惊弓之鸟啊，而是非常时期，再谨慎都不足为过。

　　现在国家都已经表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眼下绝对不是挑起纷争的时候。

　　王潇立刻转身，直接带人出门，饶有兴致地询问：“你们研究什么的？俄联邦的经济新政策吗？那我还真挺感兴趣的，做生意就得了解当地的政策。不过不是我说啊，你们俄联邦的有些政策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当中间人帮忙介绍的倒爷其实听不懂多少俄语，日常交流一半以上要靠肢体语言，这会儿他却反复嘟囔着：“没错没错，这是大学生，文化人才对这个感兴趣。”

　　这老毛子是他房东，人真挺好的。他家老太太在生活上也很照应他，是特别温和善良的一家人。

　　现在他带人找到京城饭店，想找人买下他们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研究啥的呢，关于苏联变化的来龙去脉和政治经济背景。他们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愿意出售，甚至跟外国人合办研究机构，好换取外汇收入。

　　这倒爷本来在家过年呢，他还掏钱买了材料请求房东太太帮忙整治了一桌，又是土豆炖牛肉，又是烤鸡，又是黄油煎鸡蛋，香得要命。

　　然后他邀请房东一家一道庆祝春节。

　　咳咳，至于他为什么要留在莫斯科过年？因为他是在国内斗殴，把人打出了好歹，连夜跑路出来的。

　　他可不敢回去，影响人家公安过年。

　　结果酒喝着喝着吧，房东波洛依科夫博士说到了他们那个政治经济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偏偏所里根本拿不到上面下拨的经费，实在愁死个人。

　　倒是有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感兴趣，想要掏钱买。

　　但老头儿到今天为止脱口而出的都是我们苏联，感情上很难接受把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资料卖给西方国家。

　　他的同事也差不多。

　　可拒绝了财大气粗的买家，研究所又要如何生存下去呢？

　　倒爷听了其实没多大感觉。

　　搞经济改革了，知识分子的日子不好过很正常啊。

　　往前数十年，华夏就有《人到中年》了，那电影里头知识分子的日子过得还不如现在的老毛子呢。

　　再说老毛子也实在太好打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