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官员们都是起身道:“章相公抬举了!”
章越将手按了按,示意众人坐下。
章越对众人道:“本参说如果,也就是假如免去五等户役钱,再将州县的免役宽剩钱限定至两成,诸位以为如何?”
众官员们陷入沉默。
章越再度道:“诸位官家曾多次言语‘司农寺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农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
“本参与韩丞相之本意,乃募役法是为了解民倒悬,但最后却与民敛财。募役法熙宁四年定下,熙宁七年时,募役法一年所入已至一千零四十余万贯。如今到了元丰年间,则是一千八百万贯。”
“当然免役法仍是良法,这点毋庸置疑。”
黄颜言道:“相公,自熙宁八年市易司已是入不敷出,原先重禄法的钱是自市易钱出,后改为募役钱。如今少了五等户钱,那么天下胥吏的俸禄这块如何补?”
免役钱如今是朝廷最大收入,但这钱是留给官家打西北的。
而王安石实行重禄法提高胥吏俸禄,这块钱是由行市易法后收上来的市易钱。但市易法在熙宁八年已经是实质上失败,市易钱收不上来了。因此用免役钱来支出胥吏们的俸禄。
那么只能在西北用兵的费用上减一减了。
因此富弼,司马光还是有道理的,只要西北兵事一停,其实朝廷是可以剩下不少钱的。
章越道:“朝廷原定征收免役钱一千两百三十四万贯之数,支出九百二十五贯之数,如此每年盈余三百万贯之数。”
“到了熙宁七年司农寺收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三万贯,支出六百四十八万贯,盈余三百九十五万;熙宁九年朝廷免役钱收入一千两百一十万贯,支出六百五十九万贯,盈余五百五十一万贯,而明年也是元丰二年免役钱收入则将达一千八百五十万贯,但支出还是在六百六十万贯之数附近,盈余近一千两千万贯。”
“如此可知诸位以及各路提举常平官多么尽忠于国事。”
从一千零四十三万贯免役钱增长到一千八百万贯,可知司农寺以下常平司官员执行目标时候是多么积极,对于挖掘民间钱财可以用掘地三尺来形容。
章越道:“我与三司使之前核算过,若减去五等户,则少九百万贯免役钱,而且若五等户以力代役,支出之数也可大减,最后仍可盈余三百万贯!”
“顺便说一句,三司使方才已是赞同了免去五等户役钱,并将剩余宽役钱限定在二成之数。”
章越这么说,已是告诉众人三司那边已是完全赞同了他的改革。
天下州县一律只收两成剩余宽役钱,而不是五成至两成间浮动。
免五等户免役钱,是对司农寺下手,限定两成免役宽剩钱是对三司下手。
章越动刀子是既砍司农寺,也砍三司,两边都砍让你们都无话可说。
三司反对不似司农寺那么坚决,当年三司使沈括就是在提出此事被罢的。地方税源毕竟就那么多,司农寺那边拿了大头,三司这边补偿性拿小头,最后征税的压力还都给到三司。
所以历代三司使皆因反对新法而去,薛向被王安石罢,曾布被吕惠卿罢,沈括被蔡确罢。
即便薛向,曾布,沈括都出身新党,最后都打了自己的脸。
此刻章越如同告诉司农寺官员,三司那已完全支持我了,压力全部给到你们。
如果你们再反对就是不知好歹。
蔡确,熊本见章越层层递进,又是以参政之尊亲自‘说服’,皆是沉默不语。他们不好说话,就看司农寺官员肯不肯接受这套新规则。
章越见众人官员已是在半推半就,抛出最后的杀手锏道:“本参知道司农寺事务剧繁,公使钱上从原先三千五百贯可以加至五千贯,至于各位添支钱和宅钱也一并以同官两倍支取。”
开封府和三司使的公使钱也不过一万贯,司农寺加到五千贯便仅次于二衙。
至于添支钱和宅钱也是官员福利,司农寺工作量巨大,章越在此之上大笔一挥,也是作了一个人情。
“至于诸位今年之课绩不用多心,本参与熊,蔡两位判寺商议拟过,既要催办得利,亦减得民负。但丑话说在前头,若在此二事上有不得力者,本参予以重治!
司农寺官员最关心就是课绩之事,如今听着章越要亲自制评定课绩,都是戳中了心思。
“诸位还有何异议?”
话说到这里,章越目扫过众人,露睥睨之状。
舒亶,黄颜等官员都是心底发毛,方才章越一直与他们好好说话,如今方知宰相之威如斯也。
……
是夜,司农寺官员赶制免役法条例细则,次日便呈上章越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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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9章 熟状
看着司农寺一夜之内拿出的免役法详细条例,章越也是感慨此法实在是来之不易。
户房学习公事苏辙看过条例后则眉头紧锁,章越看了苏辙的表情道:“子由,可有什么不妥?”
苏辙道:“大参,辙与兄长皆以为役法,还是以给田募役法为上。”
章越闻言哑然失笑道:“子由,你可是昏了头,此法可是吕吉甫所倡啊!”
众所周知,吕惠卿与苏辙是死对头。
苏辙道:“子由知道一件事,不可因人废言,更不可因人废法。”
章越闻言暗暗点头,苏轼苏辙兄弟乃真‘无主见派’。他们常常越过立场而讲事实,所以被新党和旧党都喷得很惨。
难怪王安石说他们治学没有‘要’,只是战国纵横家之道。
另一个时空历史上,苏辙尚好一些,但苏轼对免役法态度只能说是摇摆不定,元丰八年十二月上疏《论给田募役状》,表示支持给田募役法。
元祐元年五月上疏《乞罢详定役法札子》,他当时是不愿意制定役法,对于募役法和差役法都不持赞成态度。
之后苏轼提笔骂吕惠卿时,将对方推行募役法之事列为罪状,表明了反对募役法态度。
可是元祐元年十二月,司马光死后,苏轼便变成要求恢复免役法了,还拉上了弟弟苏辙。
苏轼这一系列的迷之操作,简直把人看懵圈了。短短一年内,你对役法的态度居然变了多次。放在今天定将苏轼的奏疏全部详定成扎,搞个合订本,且看今日的苏轼是怎么推翻昨日的苏轼。
章越对苏辙道:“子瞻言地方推行给田募役法之便的书信,我已收到了。”
“子瞻言给田募役法有五利。“
”行免役法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农民自宽,其利一也。”
“应募之民,正与弓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犯法,不敢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其利三也。”
“钱积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
“此法既行,民享其利,乃官家取宽剩钱之义,其利五也。”
见章越道出苏轼奏疏中主要所言,苏辙大喜。
其实苏轼一开始说得很明白了,给田募役法是可以作为募役法和差役法的补充,无论实行哪等役法都可以配合使用。
给田募役法就是官府向民间买田,然后用官田雇佣人来服役。章越开拓熙河路时,也是问当地蕃人地方买田,然后给汉民或蕃人屯垦,他们就要作为弓手服兵役。
而朝廷用募役钱向民间买田,既可以防止农民贱价卖田,同时也可以将朝廷积蓄在府库里的钱财用出去,解决钱荒的问题。
苏轼分析非常透彻,但有没有可行性呢?
是有的南宋时王安石青苗法被废除,地方改行社仓法。
而役法呢?南宋役法各地既有雇役,也有差役,但义役法被大力推广。
所谓义役法,就是一个村,一个乡全体要应役之人拿钱共同买下役田,然后将田租作为役钱雇人应役。
这与社仓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朝廷指派的。
这与吕惠卿,苏轼提倡的给田募役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可知这二人都是非常有才干的。
因此苏轼,苏辙的提议绝对是有道理的,可谓一片为民的拳拳之心。其实苏轼兄弟都是就事论事,论政治能力是强过一根筋到底的司马光。
苏辙继续道:“兄长当初知密州时,朝廷下给田募役法,兄长在州中用免役宽剩钱买田雇民应役,百姓觉得非常便利,但之后官家罢给田募役法,兄长甚是惋惜,如今还请大参能够采纳,若在条例中补充一则,则天下百姓都会感激大参的。”
章越听了苏辙之言道:“令兄之言确实正道,但朝廷等着用免役法为西北军费之出,若是用役钱买田,则军费便少了。”
“何况官家在熙宁八年方罢了免役法,如今重新提倡,陛下颜面上不好看。”
苏辙闻言顿时露出失望之意问道:“大参命辙修【孟子正义】本意不正是为了【利民】吗?”
“为何大参所为却与初衷相违背呢?敢问大参如何正心,正名呢?”
章越道:“子由,大丈夫若要经纬天下,在【想到】和【得到】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词叫【做到】!”
“任何人一开始并非完全是对的,故我治事只有一则,先干了再说,从不求全。”
苏辙闻言道:“可是大参,用役钱买田确不费多少钱,可以循序渐进,每年都买一些,其利绵绵不尽。”
“大参费了那么多气力,却不得全功,我实有不甘。”
苏辙再三请求章越在条例下加上一条,可以在州县试行给田募役法,作为免役法的补充,但章越还是没有答应的。
苏辙失望至极告辞而去。
章越看了苏辙离去背影亦是默然片刻自言自语道,苏辙还是怪我不肯坚持。
最后章越将司农寺所修条例拿给韩绛看过,然后问道:“丞相,是否拟作熟状?”
将司农寺条例起草成为熟状,然后中书相公们依次花押,最后面呈官家预览。可是一旦官家有所不满,将熟状打回重拟,对于两相两参威信则是一个打击。
一个是当面取旨,一个是拟作熟状是一个为难的抉择。
韩绛道:“陛下于免役法意不甚坚,若拟作熟状,怕是官家心有不快。”
章越道:“正是如此才要拟作熟状,以表条例细则不可更改!”
“度之啊,如此便没有余地了,改动役法这么大的事,官家不可能一点异议都没有,”韩绛犹豫再三,还是不能坚持道,“这已是最后一关了,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在这一步功亏一篑。”
章越道:“丞相,我仔细看过了,其中并没有惹得陛下不快的地方。”
“更何况这些细则已是权衡再三,官家从中改动任何一处都是不便。”
韩绛看向条例细则,确实这里已是经过内部数度博弈,其中没有一点操作的空间留给天子了。
韩绛道:“既是如此,在言辞上稍作润色,再给王相,元参看过。”
章越将条例文字润色了一番后,让蔡京拿给王珪,元绛二人看过。
王珪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没意见。元绛也没有反对,毕竟之前都已经议论过了。但他却道:“条例细则是如此,但更动役法兹事体大,不当面取旨再拟吗?”
蔡京则笑了笑道:“这都是按照陛下授意所拟,之前在殿上已是熟议过的。”
元绛道:“大事当面取旨,小事则拟熟状,元长也是熟吏了,连这都不知吗?”
眼见元绛贬称他为胥吏,不由令蔡京大恨。蔡京身为中书检正,虽是伺候相公们的,但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却给元绛贬低为吏。
蔡京低着头道:“元相看过无差错,就呈丞相押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