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章越决定用蔡卞出任权知贡举，这也是为蔡卞以后铺路。

　　事实上章越选择蔡卞作为替手，陈瓘，曾布皆颇有异议，甚至连亲兄弟蔡京也不支持。

　　蔡京想单干，独挑大梁。而对于蔡京，章越就是没办法不喜欢这个人。

　　而这一次省试所取六百零八人中，太学出身或地方州县出身的学子则有三百八十八名，这人数远远胜过章越当年科举时，也胜过熙宁元丰任何一个时期。

　　明朝的‘科举必由学校’也是如此。

　　汉唐朝廷皆倚重士族，故有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而宋起开始逐步纳入寒门进入统治阶级。

　　而到了明清时，贫民初步进入流动。

　　明清科举很少有‘在野’的读书人考取进士。除了官学，章越也支持民间办学，以书院的形式考取，当然书院必须先经过朝廷的认可。

　　在过去一年内，因‘考成法’不称职职丢官或致仕的官员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人，之后再上报尚书省又审一遍，最后才减至七十余人，科举扩招也是需要人来填补所缺。

　　每逢科举，必有事发生。

　　元丰八年省试，蔡卞为同知贡举结果因考场着火，差点被罢。当时除了蔡卞，蔡确心腹何正臣是知贡举，那场火被新党怀疑是旧党故意放了的，要倒新党的台。

　　同样这次省试落榜之人大肆抨击，认为朝廷过于倚重于太学。

　　这背后也是新党旧党中失意之人在兴风作浪。不过这样不实言论过了一阵就平息了。

　　省试之后，蔡卞在省试中的出题《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在官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一策论题目，章越是非常明白了。

　　蔡卞不愧懂得自己心意，恰如其分地言明章越主动收服汉唐旧疆，开拓进取，则促进对内变法之义。

　　那么法家拂士是何人？

　　也是一个命题。

　　省试题目拟定后，冯京首先在天子面前言蔡卞所拟题目不妥，不是章越入朝后调和新人旧人的目的。

　　而蔡卞则道，法家拂士并非言战国时的法家，而拂士是贤士，并无他意。

　　但冯京与蔡卞急争，最后不和而去。

　　而苏轼见冯京走了，也觉得意见没有被章越采纳，于是也自请出外。苏轼除了这次文章取士意见没被章越采纳，同时与程颐也处不好。程颐的洛党一直攻讦苏轼。

　　甚至章党内部也有人觉得苏轼【骤居高位】不妥。

　　你在元丰时到底有啥功劳？只是在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为新党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

　　甚至也有些持中之见，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一般，作个翰林学士足矣，以后要出任宰相则有所欠缺。

　　换句话说翰林学士已是到头了。

　　面对苏轼的请求，章越没有直接答允，而是趁着一日休沐将苏轼唤至自己府上。

　　数日后，章越欲与苏轼面谈。明日约定，苏轼今日便早早睡了。

　　苏轼素好养生，他入睡前，在床上舒展四肢，使其完全放松，若哪不适，便按摩一会。

　　最后调匀呼吸，心亦静下来，再有哪里不适也不随意动弹。

　　五更起床后苏轼神清气爽，然后命人梳头数百遍，自己在椅上趟一会，想想自己的事，无论是上朝或居家，苏轼这么多年都是这般过的。

　　苏轼有句话，无论如何都要五更前起，五更到日出前那段功夫才是自己的。

　　日出以后，你整个人和身体都是公家的。

　　为翰林学士后，朝堂倾轧，公务繁忙，苏轼在椅上趟了这片刻功夫，对他而言乃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之后苏轼动身。

　　嘉祐时苏洵在宜秋门外购置的宅子这么多年了早已卖掉，如此苏轼在城西新买了宅子，而苏辙出任礼部尚书后，也在城西费了九千贯买了座宅子。

　　兄弟二人住得极近，平日相互往来，又都是朝堂上显贵，受人尊重，与熙宁时落魄，元丰时朝不保夕，又是另一个滋味了。

　　苏轼到了章越府上后，章亘亲自迎上前去。苏轼非常喜欢有才俊后辈，对章亘从来当作自家子侄看待。

　　章亘对苏轼也是以师长，以叔伯看待，同时他与苏迈等关系也很好。

　　二人边说边聊，章亘抓住机会向苏轼请教。

　　章亘送苏轼至客厅后便离去后，苏轼到了里间看见章越。

　　入座后，章越直接向苏轼问道：“子瞻为何乞郡？”

　　苏轼道：“疾病连年，体力不支，难以应命。”

　　这话当然是推脱之词，前些天我还听说你西园雅集时喝得酩酊大醉。

　　章越道：“若是因为朝堂议论，大可不放在心上。”

　　“子瞻，你这人最要紧的是不肯随时上下。”

　　苏轼苦笑道：“不是随时上下，我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章越看苏轼，苏轼的眼光犀利，看问题都是一针见血，但他提出的意见，正如他所言永远不合时宜。

　　旋苏轼又道：“但若我不早去，早晚倾危。”

　　“丞相，我对功名利禄并不放在心上，当年我与子由在柔远驿，准备制举时，每日所享用为三白，实为味道之极，几乎不信世间有什么山珍海味。”

　　章越点点头道：“我听过，一撮盐，白萝卜，白米饭，此乃三白饭。”

　　说完这里章越，苏轼都回忆起昔日三人考制举之事来，章越感慨叹道：“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

　　“当年我等发奋读书，还不是为了日后能为国家，能为天下百姓尽绵薄之力吗？”

　　“子瞻不再考虑考虑吗？”

　　听着章越之语，苏轼由衷道：“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这句话丞相办到了。”

　　“而我此生唯有对文章之道有所追求，而不适宜为官。”

　　“想起欧阳文忠将文宗之位托我，我不敢不勉，异日托付他人，望其道不坠。”

　　章越心知苏轼本就不适合在政治漩涡的中央，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在政治上时常摇摆，因为他们【只唯实不唯上】。

　　所以王安石批评苏轼永远只是一事一论，见事不肯从全局上来考量。

　　章越道：“既是子瞻坚意求去，我也只好用文忠公当年之言答之。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

　　看人不要看短处，永远要看长处。

　　看了长处，天下任何人都可以用，若只看短处，没有一人可以用的。

　　最后章越道：“一切如子瞻所请。”

　　章越最后还是答允了他外任的请求。而茫然若失的神情不免在苏轼脸上一晃而过。

　　“子瞻打算去何处？”

　　苏轼立即答道：“杭州！以往我为杭州通判时看到西湖甚好，只是淤塞甚重。过去有新党建议效江宁玄武湖般填平。”

　　“但这杭州若无西湖，如人去眉目，哪称得上杭州。唯有疏通方是真正的便民之道。”

　　章越点点头道：“疏通西湖是功在社稷，利在千秋的好事。”

　　苏轼闻章越之言当即忘了方才不快，言道：“我当年在杭州为通判时，听得人建言，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

　　“种菱的地方，必须杂草不生，所以每年可借民户清理一次淤泥，同时还可收取租金，此乃一举两得之道。”

　　苏轼谈到自己兴趣的地方，眉间喜悦之情溢满言表。

　　章越见此满是欣然道：“子瞻且去之，过两年我致仕后，定要再去杭州的西湖看一看。”

　　章越心道，天下没有不散宴席，有人走有人留，执政这条路总是越走越孤单的。

　　苏轼走后原来程颐正巧入内。

　　程颐穿着粗布麻衣，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

　　程颐是公认极不好相处的人，为喜欢开人玩笑，与人斗嘴的苏轼明显气场不和。

　　苏轼看了一眼也没打招呼，用苏轼与门下四学士，六君子的话而言‘吾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二人见面从没给过好脸色看。

　　二人扭头而过，程颐入内行礼见过章越后入座。

　　章越看了一眼程颐，苏轼与程颐两等性子，苏轼嬉笑言谈，若令他不舒服了，定是开个玩笑讥讽回去，这样二人就过去了，日后还能成好朋友。

　　苏轼与另一个挖苦人的刘攽说了三白饭的事后，刘攽就心生一计请苏轼赴宴吃皛饭。

　　苏轼没听说过什么皛饭，去了一看宴席上也是盐、萝卜、饭，刘攽笑称：“三白即为皛，这便是皛饭。’”

　　苏轼当场吃完然后说明天你到我家请你吃毳饭。

　　刘攽没听过毳饭是什么去苏轼家里赴宴，结果去了半天都没看到什么毳饭。等到饥肠辘辘了，苏轼才告诉他盐也毛（没了），萝卜也毛，饭也毛，称为毳饭。

　　刘攽听了大笑说，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报仇。

　　苏轼听了大笑，当即命人摆上一桌丰盛宴席，刘攽吃得尽兴而归。

　　如果刘攽敢摆这样一桌饭给程颐，对方肯定是甩门而去。

　　不过章越很喜欢找程颐来谈论理学，或者是抓整个朝堂上的风向。

　　如今程颐作为天子讲师，而程颢管着太学，除了天下太学生和天子外，以及西军和三辅军都是以理学治军。

　　三者都是以程朱理学培养的。

　　程朱理学确实有独到之处，从唯心的角度而论，佛家和道家的空无肯定是不能作为大部分读书人以后修身的部分，而理学中也有不妥之处，章越是不可能全盘吸收，他必须决定理学以后的走向。

　　章越道：“程先生昨日在经筵上与天子所讲的理一分殊，本相想再听一听。”

　　程颐道：“司空容禀。”

　　“天下之事莫过于理与气，万物一太极也，天下之事莫不以理为性，为体，切不可流于外物。”

　　理一分殊就涉及到哲学上一个问题，理是一的还是分的。

　　似程颐一派都人为有个绝对真理，但在不同的事物上会有不同的体现。

　　另一派则是认为，只有通过对立的两种观点，进行碰撞，才能发现真理，这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也是辩证法的说法。

　　王安石经常用阴阳二气来解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