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滥杀,鲸鱼骨头可以熬胶,用来粘连木料不仅结实还可防水,是造船的必备之物。好啦,军中饭菜之事暂且略过,我等先去军械库转转,待兵将们用过饭再行演练。”
到底鲸鱼该不该杀,有什么用处,洪涛懒得和大臣们掰扯。伙食没问题,再去查查武器装备,最后看看队列齐不齐也就成了。
“李总督,东边的凉棚有何用?”在伙食问题上挑了半天愣是没挑出毛病,左都御史许弘刚心有不甘。在去往军械库的路上他发现了五六个巨大的凉棚,里面坐着很多士兵,还有人在讲着什么,很像茶馆里说书的场面。
于是问题又来了!给陆军吃肉,可以说是海里捞的鱼不值钱,但再给士兵们说书听就不好解释了吧。这哪儿是来当兵的,整个就是富家子弟逛街嘛。
“此间乃是学堂,有教官负责教授新兵识字和数术。都不是啥高深的学问,只要能认得百十字,会简单计算时间和路程即可。
朕将来还打算专门请先生教兵将们读些圣贤书,光会打打杀杀不成,多听一些圣贤教诲,到了战场之上肯定能多杀几个敌人。”
看到诸位大臣又是满脸的疑惑,洪涛干脆也不等他们出言询问了,先开口定性吧。你们不是啥事都喜欢往圣贤书上靠吗,成,那咱就一起靠,看谁敢说不好。
自古以来,汉人并不畏战,也不怕死,之所以总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还被抢了大统位置,除了缺少马匹之外,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身体,而是利益。
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使得他们的日常活动就和行军作战差不多。南下与汉人作战不光不是苦活儿,还能抢到不少贵重物品,所以积极性比较高。
汉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视当兵为低贱,家里但凡有口吃喝就不愿意从军。而打赢打输与士兵们没太大关系,北面更没啥可抢的,从骨子里没有作战的意愿。
以洪涛在宋朝的经验,只要能给士兵们吃饱、穿暖,他们就有可能为了将领出力。再能给足了工资,他们就愿意为朝廷冒生命风险。
如果在吃饱穿暖和足额工资之外,还能让他们得到社会地位并蒙荫后代,士兵们就会心甘情愿的为国捐躯。即便明知道不敌,也会高喊着二十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与敌人死战到底。
打造一支强兵就这么简单吗?没错,就这么简单。可是历代朝廷为什么都不这么干呢?是古代皇帝和官员们的脑子都缺点啥吗?
以洪涛的经验判断,古代皇帝和官员们一点都不傻。自己懂的他们几乎都懂,之所以没有这么去做,原因只有一个,生产力水平太低,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想法。
在传统观念中武人是粗鄙不可信的代名词,没有外敌的时候,武力集团往往会不顾礼法驱兵作乱,陷国家于兵祸之中,其惨烈程度往往比外患还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武人没受过教育,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想法,习惯用武力解决问题,往往因为一时不快就大打出手,对社会稳定颇具破坏力。所以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一直都在寻求以文御武之道。
那能不能让武人也接受教育呢?如果没有穿越人士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答案是不可能。学习基本都是脱产的,没几个人能做到一边下地种田一边读书不辍。
而耗费了多年时间和钱财读书的人,又不愿意去当兵,性价比太低了。一边当兵一边学也不太可能,光是训练各种冷兵器作战技能每天就能把人累个半死,哪儿还有精力去学习。
所以想做到让士兵读书,必须先提高生产力。使用热兵器作战,也是生产力提高的一种表现。与冷兵器相比,热兵器的训练量就没那么高了,完全可以抽出时间读书。
读书多了,道理知道的多了,眼界开阔了,除了能避免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随便当枪使,还可以为自身找到退路。将来退伍之后不光不会成为负担,还能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没有了后顾之忧,当兵就会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选择的人多了,待遇高了,军人自然而然就不再是低贱的代名词,进而就有了更高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力。
另外古人养一支常备军是非常困难的,几万、十几万青壮整天不生产光消耗,对任何一个朝廷来讲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可他们又没能力用军队获取利润,想减轻负担只有一个办法,打压军人,降低待遇。
可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洪涛有办法用军队去获取利润。当打仗不再是败家,反而成为致富的工具时,不用任何人教,古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也乐意去做。随即,能赚钱的军队就成了香饽饽,军人的地位和待遇也就会水涨船高。
当然了,这些道理光靠说是没用的,必须要演示给古人看。一次不成两次,估计超不过三次他们就会幡然醒悟。但在这之前只能忍辱负重,在一片反对声中顶住巨大的压力。
第459章 新路
天蒙蒙亮出发,夕阳西下返回,真正巡视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时辰,余下的全浪费在了路上。这还是有官道可走,且天气状况良好,如果再下点雨下个雪啥的,估计想去通州大营一白天都难打个来回。
“德尔西斯,听说你在家乡参与过引水渠的修建工作?”
带着这个怨念,第二天洪涛差人去南海子把熊三拔召入宫。这位传教士的本名叫萨巴迪诺.德尔西斯。在谈比较正规的问题时,洪涛尽量说拉丁语,主要是怕他们的汉语水平有限,把意思搞错了。
“是的陛下,除了水渠我还参与过教堂的设计。只是个小教堂,在我的家乡,很小很小。”
熊三拔这几年一直都在南海子的欧罗巴神庙里主持耶稣会在中国的日常事务,最主要的就是给前来大明的耶稣会教士做身份登记,然后告诉他们这里有何种文化不同,该怎么与大明人交往。
怎么说呢,工作干得确实挺认真,尤其是在小教堂里装了一具大号望远镜之后,基本不怎么提向李之藻拜师的事情了,有点闲工夫就去找星星聊天。
说实话,洪涛对天文学真没啥涉猎,连二手的二手都算不上。可越是这样就越得资助会的人,比如说造个大号望远镜,怂恿人家去把天空上的星星都看仔细。最好能全画下来,再找出其中互相关联的细节。
“朕想问个私人问题,如果有机会成为一名建筑师并主持一项庞大的工程,你有兴趣吗?”不过今天要聊的不是星图,也不是望远镜,而是另一个与星星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陛下可是要让臣去广州督建教堂?万万不可,臣只会建十余米高的小教堂,再大就无能为力了。但臣可以向教会去信索要设计师和建筑师,罗马教廷应该会大力支持的。”
虽然皇帝没有明说,但熊三拔觉得已经猜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七世在京期间都是由自己陪同,虽说并没透露太多会谈内容,但教堂的事情还是聊过的。
按说能担任此职是个名利双收的肥差,自己不会没关系,罗马教会里不缺建筑师,只要张嘴肯定会派人过来,而且是最好的。
在教堂建造过程中多少也能捞点好处,等教堂完工还能捞到名声,然后带着银子返回欧洲,稍微打点打点也能弄个主教当当,保不齐还能成为枢机主教。
但是吧,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真让自己喜欢,大明都城里有很多食物,皇帝给的待遇也很优厚,每日除了观察记录星空有大把时间去翻看各种书籍,可谓悠哉悠哉。
而有了皇帝赞助的望远镜,以前看不清的星星现在终于能看清了,以前看不见的星星现在也时有发现。如果回到欧洲先不说有没有人肯掏钱养着自己看星星玩,就算有也没地方去找这么高级的望远镜。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但朕也不是傻子,会把教堂交给你去瞎指挥。朕是想让你去修路,一种前人从未尝试过的新路。
如果建成了,朕可以授予你正式官职,并主导在全国各地修建新路。要是不太成功,那你就继续回南海子教堂负责耶稣会事务。”
熊三拔猜错了,皇帝要委派的工作与教堂八竿子打不着,但听上去好像比教堂更重要,成功的奖励居然是授官。这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利玛窦在皇帝当太子时就有交情,也没混上个一官半职。
“臣会修路吗?”但熊三拔一点不觉得喜从天降,主要是对自身能力了解的比较实在。
“能修引水渠就可以修路,这是图纸和工艺要求,你可以从海户司中挑选50人带在身边,先用两个月时间勘测线路做好预算,等经费到手再招募人手开工。”
为什么要找熊三拔来修路呢,原因就是听他讲过在家乡修水渠的故事。修路和修水渠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当然有,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里测量好落差,就是核心技术。
大明工匠当然也有会这门技术的,远的不说,京城中轴线的落差测量就非常精密。但洪涛一个不认识,认识了也不想用。他们的利益羁绊太多,没有熊三拔这样的孤魂野鬼好摆布。
至于说人生地不熟的怎么主导一个大工程,太容易了。挂上御马监的名头,派两个锦衣卫百户跟着,地方官面上的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了。剩下摆不上台面的事情由海户司的海户负责,熊三拔只需干好工程本身即可。
“……把梯子铺设在地面上是什么道理?”搞理工的人性格上也不全是缺点,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很不好忽悠,更多的关注点都是事情本身上,总喜欢把具体内容搞清楚再做决定。
熊三拔虽然是位传教士,但更喜欢钻研天文学,对于皇帝的一顿忽悠没太上心,反倒是把图纸和工程说明书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问题就来了。
按照图纸和说明书的描述,这条路要从京城的东便门起,一直向东到通州码头止,几乎是笔直的走向,全长40里左右。
听上去应该不难,沿途全是平原,有数的三四条河流上也有现成的桥梁。路基只有十步宽,工程量很一般,如果工期不是太紧应该算个小工程。
但是这条路的工艺要求有点特别,它不是土路也不是砖石路,而是用碎石子厚厚铺上一层,在上面架设横木,再在横木上架设两根平行的木条,相距一步,形状很像特别长的梯子。
“你坐过四轮马车吗?”对于这个问题皇帝照例没给出正面回答,而是习惯性的反问。
“臣曾经独自驾驶马车去过天津卫的运河码头,不得不说陛下发明的四轮马车确实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车辆都舒适快捷,即便是崎岖的土路也能让乘坐者感觉不到太大颠簸。”
虽然熊三拔不清楚皇帝为何这么问,也只能照实回答。南海子教堂里就有几辆四轮马车,其中两辆是专门赏赐给利玛窦的,现在则归自己使用。
第460章 新路2
“如果赶上夏天雨水连绵两三日,你还能独自驾车去天津卫吗?”
“……走官道应该可以。”熊三拔想了想,觉得没太大问题。
“如果在车上装载上千斤货物呢?”
“这……车轮会被陷住……陛下是想让马车轮子走在木头条上!”
这事熊三拔还真赶上过,不用想也知道结果。随即就意识到了图纸上那架梯子的用途,猛然瞪大了双眼。太他妈天才了,已经被很多人神话的大明皇帝终于当着自己的面再次展现出了神迹。
“对,朕把这些木条称为轨道,它不光能克服路面阻碍还可以节省拖拽马匹的数量和增加运输量。想一想啊,把几辆或者十几辆马车连起来,只用三四匹马拉拽即可行走自如,会是何等情景。
从东便门到通州运河码头的这条轨道只是试验品,经过一段时的使用之后,如果可行,朕会把轨道修往全国各地,甚至穿过俄国一直修往欧洲。
你可能是赶不上了,但以后每位使用轨道往来于欧洲和大明的人都会知道你和众多修建者的名字。朕会刻成石碑,高高矗立在轨道沿途的每个站点。”
熊三拔猜对了,皇帝真想把马车放到木条上行走。这就是洪涛为大明设计的轨道交通系统,在未来百年之内,这套系统将会担负起主要陆路运输任务。
它将把原材料从产地运往加工地,把粮食从产粮区和港口运往偏远山区,把军队从营区调往战区,同时也把皇权从紫禁城延伸到轨道可以抵达的任何一个地方。
想统治一个大帝国,除了稳定朝堂、抓紧军权、排在第三位的不是教育也不是经济,而是交通。没有快捷的交通运输就无法进行有效管理,更不能发展经济。
前几辈子洪涛在宋朝铺设过公路网,效果还不错,但太费时间和劳动力,没有十年二十年的铺垫起不到太大作用。且维护费用很高昂,运输成本也比较高。
这次他不打算再走老路了,想用铁路代替公路。没有蒸汽机没关系,用马匹也能拉动车厢。没有铁轨同样没关系,换成木轨也一样能用。
这套东西在矿山中实际应用过,效果还成,但大范围铺开合适不合适就不能妄下结论了。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知道没关系,试试呗。
前些天工部尚书上疏说玉河(通惠河)城外水道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水位下降,严重影响漕船通行,请求下旨清理,并引新水源进入。
通惠河可是京城的命脉,关系到漕粮运输,清淤引渠朝堂里没人反对。不过洪涛多了个心眼,让赵士祯在奏折里把沿着通惠河北岸修轨道给写成了修纤道,一字之差,瞒天过海。
只要六部和内阁没人多想,等圣旨一下再找后账也晚了。通惠河肯定是要疏通的,但开挖新渠就算了,省下来的经费和人工全交给熊三拔修轨道去。
其实洪涛缺的不是钱,就算内帑不够,工部的节慎库里这几年也没少装,根本用不着动用太仓。但走流程太麻烦了,和六部九卿解释什么叫轨道交通、有什么好处,他们大概率听不懂。
听懂了也有可能会装没听懂,在不确定有多少利益可以分配之前,他们能拖个十年八年不让动工。现在洪涛手里有军权了,底气足了,行事风格反倒不那么蛮横了。
遇到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事情,采取的策略往往是能哄就哄、能忽悠就忽悠、不能哄不吃忽悠就楞骗。反正没人敢急眼掀桌子,下次长记性不好骗了再说下次的。
“臣在果阿停留时见过当地人用一种特殊木料制作农具,叫做铁木。这种木头油性大,硬度高,也被用于船上的索具连接,非常耐磨。如果能用此类木料制作轨道,应该可以使用很多年不腐不烂。”
至此熊三拔已经被皇帝描绘的雄伟场景吸引并震撼了,非常想在有生之年用轨道把东方和欧洲连接在一起。这注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与之相比星空好像有点遥远了。
“不错,这个建议很不错。朕正好也知道这种木料,且有地方大量获得。你且先去挑选人员勘测线路,木料的事情朕会交与海军办理,不会误了工期。”
虽然洪涛没去过果阿,也能从熊三拔的描述中找到相似的木料。在中国应该叫铁梨木,广泛生长于广西云南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地,并不算很珍贵的树种,存量还算可以。
但是否适合用于铺设轨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硬度和耐磨肯定是越高越好,可成本也得考虑进去,如果长途跋涉从南方运到北方的代价比用普通木材高两三倍以上就没什么意义了。
“陛下,庞迪我教士上个月从濠镜澳寄来一封信,想让臣代呈。”熊三拔本来已经行礼告退了,可是刚走了两步就转身回来了。
“上个月?为何不及早提及?”自打利玛窦去世,庞迪我就一直在濠镜澳的教堂里负责教务,与熊三拔一南一北,分担了耶稣会在大明的绝大部分事务。
和熊三拔比起来他更热衷于宗教本身,对于皇帝的招揽若即若离,已经有好几年不曾主动联系。突然间来了信,洪涛本能的觉得和这次西班牙特使来访有关,毕竟庞迪我也是西班牙人。
“臣以为陛下不会答应他的请求,也不想让陛下对耶稣会产生别的想法。”
“那为什么又突然想转交了呢?”洪涛勾了勾手指头,示意王承恩把信拿过来,饶有兴趣的追问了下去。
“臣以为陛下有可能不在乎……”熊三拔的表情有些尴尬,语焉不详支支吾吾。
“……呵呵呵,你猜对了,朕确实不太在乎。给他回信吧,广州大教堂的工程耶稣会教士可以参与。这件事朕会专门授权给南洋总督,你也可以从中挑选几个有建筑方面才能的教士加入轨道项目。”
信上都说了什么呢?其实没多大点事儿。庞迪我知道了要在广州建造一座大教堂的计划,于是毛遂自荐想参与到其中,还愿意从欧洲叫来几位比较擅长建筑方面学问的传教士帮忙。
第461章 士别三日
熊三拔常年住在京城,守着海户司又与李之藻交往紧密,和保皇派官员以及宦官接触次数比较多,大致上对皇帝的性格有了些认知。
以他的理解,大明皇帝对宗教并没有特殊喜好,甚至可以说比较冷漠。之所以从太子阶段就主动结交欧洲传教士,且关系相处融洽,与其说是对宗教的宽容,不如说是私人交往上的礼尚往来。
即便如此,从利玛窦开始到他为止,两任耶稣会大明负责人都没有得到在大明境内广泛传教的许可,所有欧洲来的传教士都要仔细登记,没有司礼监颁发的特别腰牌和勘合根本无法在大明境内随意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