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政屿将老太太安排在了市局附近的一家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有些年头了，白色的外墙斑驳，绿色的窗框漆皮也微微剥落，前台的工作人员穿着略显陈旧的制服，表情淡漠地办理着入住手续。

　　房间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打开门，是一间标准的单人间。

　　房间面积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铁架床，一张棕色的木制写字台，一个米黄色的老式衣柜，墙角还放着一个绿色的暖水瓶。

　　但这一切，对于从贫困山村出来的老太太来说，已经足够高级和整洁。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不敢乱摸乱碰，只是喃喃道：“真好，这地方真好……谢谢政府，谢谢同志……”

　　阎政屿帮她打好开水，简单交代了注意事项和明天的安排：“大娘，您今晚就住在这里，好好休息，明天上午，我们会安排您和强子见面。”

　　老太太连连点头，浑浊的眼睛里虽然有一些对陌生环境的不安，但更多的是对明日见到儿子的期盼。

　　第二天上午，市看守所的会见室内，空气凝重而冰冷。

　　付国强被带了进来，他穿着统一的号服，胡子拉碴，神情憔悴，但眼神深处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就在这时，会见室另一侧的门开了，在程锦生的搀扶下，他那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母亲，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付国强身体猛地一个哆嗦，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熟悉而又苍老了许多的身影。

　　他嘴唇哆嗦着，从喉咙里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妈？”

　　老太太在进门的那一刻，目光就牢牢锁在了儿子身上。

　　她挣脱程锦生的搀扶，踉跄着向前几步，昏花的老眼努力地辨认着。

　　她十几年没见的儿子，当初还是一个俊俏的少年，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强子……我的儿啊……你的脸……”确认的瞬间，积压了许久的担忧，思念和委屈，如同那绝了堤的洪水一般，轰然爆发。

　　老太太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用尽全身的力气扑了过去。

　　几乎是同时，付国强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泪水瞬间夺眶而出。

　　他再也无法维持那副冰冷的面具，声音哽咽得几乎不成调：“妈，妈，你怎么来了……我对不起你，妈……我也对不起爸……”

　　老太太扑到付国强身前，干枯颤抖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和手臂，仿佛要确认这不是梦境。

　　她的哭声悲痛欲绝：“娃啊，你咋成这样了，你到底做了啥啊，你跟妈说，你跟妈说啊，妈不信你会做坏事，你小时候那么懂事，那么听话……你是不是受了啥委屈？啊？”

　　付国强紧紧握住母亲粗糙的手，感受着那熟悉的温度，泪水不断的汹涌而下。

　　他摇着头，泣不成声：“没有……妈，我没受委屈……是我……是我自己做错了事……我对不起您，让您操心了……儿子不孝……”

　　母子二人紧紧相拥，抱头痛哭，几乎要将这十几年的疏离，都在这一瞬间彻底的哭出来。

　　这泪水，洗刷着罪恶，也拷问着灵魂。

　　它连接着血脉亲情，也映照出命运的无常与人性的复杂。

　　探视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时间到了。”一旁看守人员说话的声音不大，却如同一把冰冷的剪刀一般，猝然之间剪断了这坟悲恸的氛围。

　　付国强身体猛地一僵，拥抱着母亲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却又在下一秒，被一种认命般的无力感所取代。

　　他缓慢地，极其艰难地松开了手。

　　“妈……”付国强哽咽着，只来得及吐出这一个字，便被走上前来的干警示意离开。

　　“强子，我的儿啊，你再让妈看看你，让妈再看看……”老太太见状，再次扑上前，想要抓住儿子的手，却被身旁的程锦生给拦住了。

　　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儿子一步三回头地被带走，那扇厚重的铁门在她眼前一寸一寸的关上，彻底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

　　老太太伸出的手徒劳地停在半空，最终无力地垂落下来，她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倚靠在程锦生的身上失声痛哭，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娃……把我娃还给我……”

　　不知过了多久，精神恍惚的老太太被程锦生搀扶着，送到了等在接待室的阎政屿面前。

　　一见到阎政屿，老太太原本已经有些干涸的眼中再次涌出了泪水。

　　“同志，青天老爷！”她仰着布满泪痕的脸，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哀求，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你跟我说实话，我的娃……我娃强子，他到底犯了什么事？他……他会不会被……被枪毙啊？！会不会吃枪子儿啊？！！”

　　“枪毙”这两个字，她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口，带着血淋淋的惊惶。

　　阎政屿感受着手上传来的颤抖，看着老太太那几乎要崩溃的眼神，心中有些沉重。

　　他没有立刻抽回手，而是用另一只手轻轻覆盖在老太太剧烈颤抖的手背上，试图传递一丝微不足道的温暖和稳定。

　　“大娘，您先别急，咱们坐下慢慢说。”他扶着几乎虚脱的老太太，慢慢走到旁边的长椅坐下，程锦生适时地递过来一杯温水。

　　阎政屿接过水杯，试了试温度，才小心地递到老太太唇边：“您先喝口水，顺顺气。”

　　老太太机械地抿了一口，目光却依旧死死的锁在阎政屿脸上，等待着一个能决定她生死般的答案。

　　阎政屿知道，此刻任何的说辞都是残忍的，他只能尽量挑着一些不刺激老太太的话：“大娘，您听我说，首先枪毙，也就是死刑，是我们国家最重的刑罚，不会轻易判的。”

　　他顿了顿，给老太太一点消化的时间，然后继续解释道：“付国强他……确实犯了罪，但是，判什么样的刑，法院要根据他犯罪的具体情况来定。”

　　阎政屿轻轻拍了拍老人依旧冰凉的手背，缓缓说道：“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老老实实配合调查，认清自己的错误，把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而您……”

　　阎政屿看着老人的眼睛，语气恳切：“您也要保重好您自己的身体，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急坏了身子，您好好的，他在里面知道了，也能更安心地配合，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老太太呆呆地听着，眼里的恐惧似乎随着阎政屿话语稍稍褪去了一些。

　　虽然担忧和悲伤依旧浓得化不开，但至少，那仿佛立刻就要被押赴刑场的绝望感，被暂时延缓了。

　　老太太紧紧攥着阎政屿的手，像是攥着一根脆弱的浮木，喃喃道：“真的……真的不到那一步吗？他……他还能活……？”

　　阎政屿点了点头：“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

　　“好……好……”老太太终于松开了些许紧攥的手：“我等着他出来。”

　　安抚好老人，将她送回招待所后，阎政屿站在刑侦大队办公楼走廊的窗前，看着外面。

　　天色阴沉沉的，厚重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城市的天际线，仿佛随时都会坠下雨来。

　　就在这时，一只温热厚重的手掌突兀却并不失力道地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阎政屿转过头，映入眼帘的是赵铁柱那张带着关切和些许担忧的方正脸膛。

　　“怎么了？”赵铁柱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些，顺着阎政屿刚才凝视的方向瞟了一眼窗外，又收回目光：“一个人搁这儿发呆，心里不痛快？还在想刚才那大娘的事儿？”

　　他知道阎政屿不抽烟，所以掏出烟盒，自顾自的叼上一支，语气里带着几分过来人的了然：“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得劲，看见老人家那样，谁心里能好受？咱们这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吧，你明明抓的是该抓的人，可看着他们家里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老老少少，心里头……唉……”

　　赵铁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粗犷的眉眼，继续道：“你是新人，刚开始办这种大案，有这种感触很正常，我刚干刑警那会儿也这样，总觉得法理之外，还有太多人情牵扯，剪不断，理还乱。”

　　阎政屿听着赵铁柱的话，轻笑着摇了摇头：“谢谢你啊，柱子哥。”

　　他前世光荣的时候，年纪和赵铁柱差不多，经历了这么多案子，早就不会纠结这么多东西了。

　　只是一时之间有些感慨而已。

　　阎政屿收敛了心神，缓缓的说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纷繁复杂的人性迷宫里，厘清真相，维护法律应有的公正。”

　　赵铁柱闻言，认真地点了点头，用力拍了拍阎政屿的后背，露出一个带着赞许的粗犷笑容：“行！能想到这一层，说明你没白干，走，别在这儿悲春伤秋了，周队那边还等着咱们碰个头，案子还没完呢！”

　　“好，我们走。”

　　——

　　市公安局审讯室的灯光，比会见室的更加惨白刺眼，照在付国强的脸上，将他脸上的每一丝疲惫，每一分挣扎都照得无所遁形。

　　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与母亲相见时崩溃的泪水仿佛已经流干，此刻的付国强，呈现出一种近乎于死寂的平静。

　　门开了。

　　脚步声沉稳有力，进来的人不是之前的审讯员，而是刑侦大队第二支队的队长，周守谦。

　　他的眼神不像年轻的刑警那样锐利逼人，却更加的深邃，仿佛是一口古井，能映照出人心底最隐蔽的角落。

　　周守谦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档案袋，步履从容地走到审讯桌后坐下，将档案袋轻轻放在桌上，没有立刻打开。

　　他先是静静看了付国强几秒钟，目光带着一种审视，却又奇异地不含太多攻击性。

　　“付国强，”周守谦开口了，声音平和：“你母亲，我们让你见过了，她很好，虽然有些伤心，但身体无碍，我们安排了人照顾。”

　　付国强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紧抿的嘴唇松开一丝缝隙，极其轻微地吐出了一口气：“谢谢。”

　　“京都那边的调查组，已经传回了确切消息，”周守谦不急不缓地继续说道，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档案袋：“1979年，永丰市青林县石匣沟村，确实有一个叫付国强的考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京都医学院，档案，录取记录，都对得上。”

　　“哦？”付国强缓缓抬起头，看向周守谦，轻飘飘的问了：“是吗？”

　　周守谦迎着他的目光，语气依旧平稳：“但是，当年九月，拿着你的录取通知书，你的身份证明，去京都医学院报到入学，并且在三年后顺利毕业，被分配到省第一医院工作的人，从头到尾，都是付建业的小儿子，付贵。”

　　“付建业和付贵的哥哥付喜都已经被抓了，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周守谦说完这些，又抛出了另外一件事情：“还有一年前，济安堂被查封的事情，我们也已经了解了情况。”

　　“付国强，你母亲你也见过了，该查的，我们也都查得差不多了，”周守谦目光偏转，缓缓说道：“现在，你是不是该把你知道的，你经历过的，原原本本，都交代清楚了？”

　　“行啊，”付国强的脸上依旧没什么太大的情绪，他淡淡的开口：“那就先说一下，我父亲的死因吧。”

　　“我记得，那是1979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的热……”

　　他如同在讲故事般，将时间拉回了那个决定了付国强一生命运的午后。

　　那一天，付国强收到了来自京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整个公社都轰动了。

　　自从高考恢复以来，村子里来下乡的知青们也好，还是原本就是村子里的学生们也罢，都在拼了命的学习，都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却没有一个考上的。

　　付国强是整个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去首都！

　　可是拿到通知书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现实就像是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学费，路费，生活费……那是一笔对付国强家来说，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付国强的母亲二话没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下地挣工分去了，她想着多挣几个工分，年底就能多分点红。

　　至于付国强的父亲付建军，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他前些年上山被野猪顶过，心脏落下了病根，干不了重活。

　　付建军看儿子和媳妇的为难，就瞒着他们，去了大队长付建业家借钱。

　　他觉得儿子给他争了气，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付建业作为大队长，又是他的亲哥哥，于公于私，都应该帮这个忙。

　　付建军走到付建业家，敲了敲院门，又等了一会儿，可始终都没人来开，恰好那时院子大门虚掩着，付建军就直接走了进去。

　　他刚走到院子当间，就听见堂屋里头，付建业和他那个宝贝儿子付贵在说话。

　　付贵在不依不饶地抱怨，声音里满是嫉妒和不甘：“爹，我不管，我就要去上大学，那个付国强，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凭什么他能去京都见大世面？我哪点不如他？”

　　然后，便是付建业那把刻意压低了，却更显阴沉油腻的嗓音响了起来，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优越感：“慌什么？毛手毛脚的，能成什么大事？”